荀子礼论 荀子礼学新论.docVIP

荀子礼论 荀子礼学新论 作者：赵法生 中国哲学史 2015年11期 　　荀子是礼学大家，他提出过先秦思想史上最为系统完备的礼论，故多有学者视之为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近代政治思想史家萧公权认为荀子之礼虽是“沿用旧名，却是古今之义错杂并出，而三十二篇之中所阐发者，似以今义为多”，并断言荀子之礼是一种变礼而非儒家之古礼。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家的洞见。但是，萧先生对于荀子礼学演变的原因和具体内涵都没有作出更为具体的分析，也没有对于荀学之礼与孔子之礼的异同进行辨析，令人读后难免有意犹未尽之感。为了弥补此一缺憾，笔者试图首先对于荀子礼学的思想前提与认识论基础作出探析，继而解读荀学礼论演变的方向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于荀子礼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行分析定位。 　　一、荀子礼论的思想前提 　　荀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自居，他显然将自己划归儒家。但是，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较，孔子对于天人观、国家观和人性论的看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思想前提的变化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了其礼论的内涵与方向。 　　1.天人观的转变与礼的世俗化。 　　关于礼的起源，《说文解字·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指出礼起源于祭祀神灵以祈福，王国维《释礼》也将礼的古义解读为“奉神事福之事”，这自然是上古宗教时期礼的最初涵义。春秋时期人们多将礼的形成追溯到天命和天地之道，《左传·成公十三年》引用刘子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左传·文公十五年》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则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以上将礼作为实现天命的手段，或将天道作为礼的终极依据，可以说是先秦思想史上最早的礼论，它遵循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本天文以言人文的理路，深受古代宗教思想的影响。孔子的礼论摄礼归仁，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从人的主观性情探寻礼的内在依据，将礼奠定在内在心性的基础之上，开启了礼的内在化转向之路，这无疑是先秦礼学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折。但是，孔子并没有因为开启了礼的内在化诠释之路而抛弃其形上依据。孔子敬畏天命，又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表明其道德思想并未断绝与古代天命观的历史联系，他的人文主义并非没有超越性关怀的人文主义。 　　是否存在一个超验性的终极源头，对于礼的性质之认定十分重要的。儒家所以被称为天人之学，因为天是儒家价值的终极来源，春秋人文主义将礼与天道对接，将天道与人道打通，完成了从古代宗教到人文思想的连续性转化。按照此一思想，天地为人立法，人道本于天道，社会秩序本于宇宙秩序。同时，礼本于天道，但并不等于天道本身。天道即是礼的超越性源头，又对礼发挥着重要的规约作用。人尽管可以通过自己的修为而接近于天命和天道，但天人之际的区分始终是存在的。唯有天命和天道是至高无上的和永恒的，在它们的观照下，礼才会显示出自身的具体性和有限性，才需要进行损益和与时更化。 　　但是，荀子截断众流，将人道与天道彻底分开：“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天论》)，他将天变成了纯粹的自然之天，这当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切自然变异都不过“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既然如此，人也没有必要探究追问天道的形上意义，故“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荀子天论彻底解构了春秋以来礼论的形而上本原，导致了荀学中天人关系的断裂，礼因此而不再具有任何超越性依据，而变成了纯粹的世俗规则。按照荀子的看法，礼并非本于天地之道，反倒是天地之道为礼所规定了：“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礼论》)。这样，礼不仅规定着社会秩序，情感秩序，甚至也决定着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江河的流动了，这样的说法在先秦儒家礼论中十分罕见。春秋人文理性思潮的兴起开辟了古代宗教和人文主义相融合的过程，孔子学说正是此一融合的代表。可是，在荀子这里，人文主义终于完全摆脱了古代宗教的影响，作为人文制作代表的礼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却是遭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挑战。没有了天命天道依据的礼，变成了一种寡头式的人文主义，它正面临着绝对化所带来的考验。 　　2.国家观的转变与礼的功利化 　　天命论之彻底否定不但影响了荀子的礼论，也深刻地影响了荀子的国家观。国家因何而成立，是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西周的国家观深受天命观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