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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胡先辅文学批评散论　　论文摘要：作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辅先生早年曾写下数量可观的文学批评论著，是《学衡》派的骨干人物、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言论不合时宜，包含着顽固、意气和偏执，但也表现出一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直率和坚持。而其中许多思考的深度使这些论著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胡先脯；早期文学批评；文化保守主义　　作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辅先生早年曾写作了数量可观的文学批评论著。这些论著，虽在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阵营中得到了拥护，也曾引起新文化运动激进者的反击，但客观地说，它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微弱的。影响微弱并不是由于这些思想完全没有价值，而是由于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主流话语的霸权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不合时尚，不好听，不响亮，难以引起人们认真倾听的兴趣。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正因为这些言论的不合时宜，反而现出了一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直率和坚持。这种坚持中也许包含着顽固，包含着意气和偏执，但其中许多思考的深度却使这些论著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从温和的讨论者到有力的批判者　　胡先骗文学批评的主要观点包含在下列文章中：　　《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原刊于《南高校刊》，转载于《东方杂志》第16卷第3期，1919年)；《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东方杂志》第17卷第l8期，1920年)；《评(尝试集)》(《学衡》1—2期连载，1922年)，《论批评家之责任》、《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译文)》(《学衡》3期，1922年)，《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18期，1923年)，《文学之标准》(《学衡》31期，1924年)，《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青鹤》2卷4期，1933年)，《建立三民主义文学刍议》(《三民主义文艺季刊》创刊号，1942年)等。　　胡先骗文学评论写作集中在1919—1924年之间，此后虽仍有文学批评论著发表，但只是偶一为之。以1919-1924年之间发表的论著来看，胡先骤的文学批评以1922年《评(尝试集)》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两篇文章，重在阐明观点，意在匡正激进派观点中的片面之处，用意恳切，笔调温和，此后的文章则论战性明显加强。　　《中国文学改良论》是胡先辅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表现出其文学批评的主要观点：中国文学需要改良，但这种改良不是简单地用白话推翻文言。他认为新文学的倡导者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态度过于偏激，对社会有负面影响，进而提出不同于陈独秀、胡适“文学革命”说的“文学改良”论。　　他批评“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提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又指出“模仿”与“脱胎”之区别，“陈陈相因，是谓模仿，去陈出新，是谓脱胎”，认为文学之进步，都需要基于前代文学之即出，“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未可限量。”他主张言文不必合一，文学须有文采，“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胡先骗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此文一出现，立即受到胡适的学生罗家伦的辩驳。1919年5月《新潮》一卷五期刊出罗家伦《驳胡先辅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认为胡先辅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实是毫无改良的主张和办法，只是与白话文学吵架，其意见既不中肯，也不服人，而且意义文词都太笼统，不着边际。　　即便受到批驳，胡先骗也并未改变温和的态度。接下来刊发的《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是胡先骗第二篇有关文学的论文。这一文章的写作目的也同样是出于纠偏：“(今日)社会青年，但知新文学之一鳞一爪，而未能有一有系统之研究。……故愿以近代欧洲文学之历史及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与夫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代谢之迹，为一般嗜新文学之青年读者陈之”。从通篇来看，尽管如《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样，《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一文包含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但他对欧美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新的发展走势的评说，应该说是持中、公允的。　　但到了1922年《评lt;尝试集)》发表时，胡先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胡先辅花了20天的时间写出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他结合中外文学史实和理论，批驳胡适新诗创作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最后得出《尝试集》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的结论。胡先骗在文章的《绪言》中即将《尝试集》中的诗作分门别类：“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50页，所余之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