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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三重制度——种分析尝试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制度分析是基础，因为它给定了政治行为的基本框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并不是一个整合性的框架，而是分裂性的板块，不同的制度板块在逻辑和功能上各不相同。总体说来，中国政治制度有三种板块：（1）法属制度板块，其行为关系由国家正式的法律加以规范；（2）党属制度板块，其行为关系由执政党正式的文件加以规范；（3）私属制度板块，其行为关系由私人性伦理加以规范。本文试图对这三种制度的合理性、适用性及互动性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评估。 　　一、法属制度板块　　法属制度是以宪定的根本政治制度为核心，以其它配套法律为依托，逐步演绎出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在这套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关）是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这个中心派生出来，并要忠实地贯彻这个中心的意志，或者说是这个中心的左右手。这套制度尽管在组织形式上类似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但在权力关系上与后者有实质性的差别，从根本上说，它只有一权，那就是由人民委托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其它政府权力都是这个权力的派生物，不可能与这个权力平起平坐，不可能对这个权力起制衡作用。宪法将立法权、人事权、监督权以及重大决策权都交给了人民代表大会，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只是在贯彻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用这一套制度语言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是目前教科书中的通常做法。[1]　　法属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民民主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关键要素。人民民主主义的原初思想在中、西方都有踪迹可循，但将其发挥为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基础还是应该归功于卢梭。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念是从卢梭那里演化出来的，期望建立一种由平等的人民直接参与、管理的国家。即便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进行国家管理，这些代表也要绝对服从人民的意志，人民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随时对这些代表进行撤换。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理念最先表现为法国的巴黎公社，后来表现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再后来则表现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法属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像市场的理想状态一样，这套制度的理想状态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　　（1）每位合格公民对人大代表的产生都拥有同等的影响力；　　（2）每位合格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3）人大代表的当选完全依赖票数的多少；　　（4）人大代表始终代表选民的利益；　　（5）人民代表大会独立地做出决策；　　（6）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支配其它政府部门的行为；　　（7）行政部门有效地施政；　　（8）司法部门公正地执法；　　（9）选民、代表、官员拥有必要的公共品德；　　（10）选民、代表、官员拥有必要的公共知识。　　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都很难满足，在现有的人类智慧条件下，前两个条件在理论上都无法满足。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实践运作得不太成功，无论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制度，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结果，这套制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表现为一种权力来源的宣示，对实际的政治运作没有发挥重要的影响。　　然而，这套制度的存在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不仅标示着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而且意味着该体系有一完善的基础和方向。如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其宪定制度更多地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其人民对未来的渴望。[2]　　在西方，民主主义传统因为其理想主义色彩太浓而受到很多的批评。为了在现实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它跟自由主义思想合流，一起成为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支柱理念。这种合流的成功说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理念是相通和互补的，这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景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有学者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诠释为一种代议民主共和制度。[3]中国宪法经过多次修改，公民权利语言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这就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念和运作的转换上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让它回归宪定的政治生活中心，发挥宪定制度的主导功能，是可以预期的。但如果认为根据这项制度可以把握当前中国现实政治的实质，则是一件愚蠢的事。　　二、党属制度板块　　党属制度也可称为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分为党外制度和党内制度两块，党外制度是实现对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党内制度是实现执政党内部的有效治理。这套制度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地位不明，但却是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核心。现实主义都一般都会认为中国执政党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的政治学者在著作中开始贯彻这一现实主义思想。[4]　　如果说法属制度是根据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那么党属制度就是根据自上而下的集中原则建立起来的。前者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民主主义），后者则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实（列宁主义）。它们尽管在抽象层面可以互补，但在“过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活”的现实选择中，二者显然有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第二国际内部演变成重大的政治斗争，并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