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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晖时期《读书》杂志办刊理念探析　　论文摘要：《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引发了思想文化界诸多争议。通过细应读《读书》十年文选所刊发文章来考察汪晖《读书》办刊理念的特点以及办刊思路转变背后的文化语境。　　论文关键词：《读书》；办刊理念；文化语境　　　　1996年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争论的阵地。主要焦点在于文章风格“不好读”和思想内容的“左倾”。2007年，不再担任主编的汪晖、黄平推出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十年文选6卷本。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也体现了汪晖和黄平对《读书》的办刊理念总结。　　一、拓展学科领域　　1996年第9期《读书》发表了陈星灿等人的讨论文章《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由此标志着《读书》开始打破学科分类，以彰显问题意识为重。拓宽学科之后，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三农”问题的讨论；2000年第9期发起了互联网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陆续展开。据笔者统计，从1996年5月到2007年7月《读书》共发表稿件约4655篇（以每期35篇计算的大致数字），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类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二，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其它各类约占四分之一。《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扩展到包括“三农”问题、国际政治、生态环保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　　学科领域的拓展使得《读书》内容呈现“杂”和“博”的特点，且在思考深度上较过去有过而无不及。如此转变，笔者认为可以归因于二方面：一方面是主编的学者办刊特色，重视理论和知识的客观探讨，而非人文情趣的咀嚼玩味；另一方面，汪晖和黄平要延续并发扬《读书》自觉介入时代并记录时代的特点。“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别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拓展学科领域的目的无非是开阔视野，为读者提供多元的、对称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反思的讨论空间。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汪晖和黄平以学者视野领航，将《读书》引领到了更开阔的疆域。　　二、介入“现实”讨论问题　　从1996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性质的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们对时代变革、思潮纷争、社会问题的一种积极主动反应，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介入现实”。　　其实，《读书》自创办以来，从不回避介入“现实”。陈原、沈昌文时代，《读书》曾积极主动地呈现出“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社会现实问题。汪晖主持期间，《读书》更是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大转变”，只不过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问题的讨论也趋向多元化、国际化，《读书》也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如《“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所反映的经济效率与道德正义问题，对当时的人文思潮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读书》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讨论时，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这一点是继承了《读书》创办初期“不是机关刊物”、“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的理念。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给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而是“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　　三、创建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　　《读书》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始终是以“先锋”的角色出现，逐渐形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讨论面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自1996年起，《读书》开始和国际“接轨”，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其中有关亚洲的文章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内容涉及南南合作、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