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职广播音稿.doc

在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物价经常高得惊人，随便在苍蝇馆子里吃个简餐，费用都往往令常人无法承受。 金庸小说中，郭靖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妻子黄蓉，就花了近 20 两白银吃饭，简直相当于在当代的顶级会所里吃珍稀动物，非常下本。时代稍早的梁山英雄们财力有限，但林冲、武松等人在路边小店吃肉喝酒时，也往往拿出一把碎银子结账，不知店家该如何找零。 这种挥银如土的场景随着电视剧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甚至固化了人们对古代人日常货币的想象。事实上，白银成为日常交易货币的历史并不长。无论林冲、武松还是郭靖，都不可能体验电视剧中的生活方式。 从出现货币以后，中国古代长期有“上币”和“下币”的区分，前者用作赏赐、军费等大额支付，后者则供人们日常交易。 先秦《管子》中提到，当时的上币是珠玉，中币是黄金，下币是刀布。秦代则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汉武帝后全国通行五铢钱，上币则有“白金三品”、白鹿皮等。 在唐朝以前，白银作为货币都极其稀少。像电视剧《琅琊榜》中以白银来赈灾和行贿的情节，在该剧所反映的南北朝时期不可能发生。 唐代频繁的内外战争，促使朝廷发掘出新的大额支付手段。除了继承自南北朝的绢帛外，白银也开始有了货币的功能，用来赏赐、进贡和支付军费。不过，此时白银的主要用途仍是制造器皿的原料，而非流通于世的“钱”。 元和年间（9 世纪初），唐宪宗就拿出内库绢布六十九万匹、银五千两来支付军费。从两种货币的比例看，白银此时仍十分稀少。 白银真正成为大行其道的大额支付货币，还要等到商业大兴的两宋时代。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宋朝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岁币”。1005 年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要向辽输纳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白银的比例较唐宪宗时代提高了很多。等到 1141 年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向金朝输纳的岁币就变成了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白银已经成为了和绢帛平起平坐的大额支付货币。 不过，白银在宋朝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北宋时期，即使官方全部垄断银矿开采，白银的全国产量也不过二十万两上下，加上定期的巨额外流，国内的白银相当稀少，几十克的购买力便非常之高，无法用于日常消费。一般小额交易用的都是政府铸造的铜制“制钱”，价值比白银低得多。 理论上，北宋时代的一两白银可换一千文制钱，实际银价还经常高至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有时甚至涨到两千文。而在武松等人喜爱的那种非法出售牛肉的小饭馆里，吃一顿四斤熟牛肉加十八碗村酒的大餐，饭费也不过五、六百文。如果有人像电视剧里那样，在茶馆里随手掏出五十两的银元宝结账，效果恐怕会像基督山伯爵钱包中的五十万法郎债券一样惊人。 在货币特别稀少的地方，人们连一般的制钱都用不起，而以其他货币替代。如四川人不但长期使用不值钱的铁钱，还率先使用了纸币——在一匹罗需要一百三十斤铁钱的情况下，“交子”这样的纸币显然对大家都很方便。 而南宋朝廷因匆忙南撤，通货带得少，很快也就遇到了四川人的那种困难，便学习其经验，在全国发行纸币“会子”。元代建立后学习南宋，搞单一的纸币政策，严禁白银流通。白银作为大额支付货币的地位受到影响。 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混乱，元代不断发生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所以民间还是要储蓄白银来保值，官方对此也只能时弛时禁。不过，如果张无忌真的在大都用白银请赵敏吃饭，肯定也会遭到群众举报。 明朝初建时沿袭元制搞单一纸币，结果照例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和元代纸币一样沦为废纸。巨商富民权贵每有大额交易，还是离不开金银。 到明英宗时期，朝廷终于承认了白银的现实地位，将其定为国家税收的法定支付手段，米粮都要折算为白银入库，称为“金花银”。到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时，税收力役都要一体折算为白银缴纳。白银从此成为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至少缴税时离不开。 此后到清朝，白银都是具有官方地位的交易货币，在大额交易中充当主角。不过在明清的平民生活中，白银虽然比宋朝时普及一些，但日常小额交易用的仍以官方铸造的铜制“制钱”为主。 据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记载，在康熙初年的北京买 1 磅糖需 80 文钱，1 磅面粉 13 文，1 磅羊肉 55 文，3 磅牛肉也只要 130 文。北京酱园还有所谓“四碗一文”，即酱、油、醋、酒各一碗共一文钱。而根据英国人记载，1832 年上海的棉布每匹约售白银三、四钱（合三、四百文）。到鲁迅小说中清朝末期的浙东鲁镇，孔乙己吃一次酒也不过要九个制钱。 由此可见，白银虽然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但日常消费中用制钱绰绰有余，很少需要掏出“真金白银”。 不过，与严禁私人铸造的日常用“制钱”不同，白银虽然是主流的大额支付手段，但明清政府却从来没有发布过法定的白银货币形态。也就是说，不管官方还是私人，都可以用白银原料铸造银锭，然后以“两”为单位称量流通。 那么，这些来源五花八门的白银有没有缺斤短两，明清两代的富商大贾又该怎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