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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雕流派概述 牙雕在我国艺术品门类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已经出土了精美的象牙盅、匕、双凤纹蝶形器、梳子等，其上运用了圆雕、阴刻、甚至镂雕技术，工艺令人叹为观止。至汉唐时期，象牙已经依靠进口，非常稀缺，雕刻技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的昔日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代拨镂牙尺、牙笏中可见当时工艺的辉煌。象牙雕的技艺被传承和发展下来，成为雕刻艺术品中重要的门类。牙雕的流派对于收藏者而言尤为重要。 牙雕流派解析 　商代的殷墟遗址发现了不少象牙器物，妇好墓出土的夔龙纹杯，镶嵌绿松石为饰，颇为精致。周代象牙工艺已经独立成为一个门类，制作了大量生活用具，尤以簪、笄为多，河南虢国墓地还出土了雕刻复杂的象牙剑鞘。汉唐时期，象牙已经依赖进口，所以更为珍贵。据载，当时出现了牙簟、牙床、牙扇、牙带銙、牙笔管、鸡心佩等，目前日本奈良正仓院还藏有唐代的拨镂牙尺、牙笏等。 　　宋代宫廷匠作机构——文思院，已经设立专门的象牙作坊，后来著名的牙雕品种象牙球工艺也出现了。今天所见明代前期牙雕以宫廷御用监制作居多，主要是小型雕像，不喜染色，而晚期在南方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福州、漳州和广州等地，因为商业的需求，牙雕工艺相当繁荣。 　清代是牙雕高峰时期，宫廷与地方，相互影响，流派众多，名家林立，留下了大量作品。一般而言，可以区分成南北两大系统，流派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牙雕工艺的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继承明代传统的苏州牙雕、深受西方影响的广州牙雕、擅长人物的北京牙雕以及汇集南北风格带有宫廷气派的造办处牙雕等。 　　 苏州牙雕 　 苏州牙雕，实际上并不只限于苏州一地，而是可以涵盖南京、扬州、嘉定等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牙雕工艺。这里传统上就是商业与工艺美术行业发达的地区，牙雕深受书画、竹雕等艺术形式的影响，文化底蕴厚重。金陵的竹刻家濮仲谦，嘉定的竹刻家施天章、封歧等，都同时从事牙雕的制作。施天章、朱栻等作为牙匠曾被召入宫廷造办处当值，均被称为“南匠”。正因为苏州牙雕的文化气息，所以当时有谚云：“苏州样，广州匠”，苏州牙雕样式成为全国牙雕流派的范本。 　苏州牙雕的作品多为小件的笔筒、笔架、笔舔等小件文房用具，也有碗、瓶、盒等实用或陈设器物，题材涉及人物、花鸟、山水、历史传说等，常以名家画稿为粉本，追求笔墨的韵味，某些山水作品有吴门画派之风，花鸟则宗清初画家恽寿平，清雅脱俗。为了适应画作的复杂笔法，苏州牙雕长于阴刻和隐起浅浮雕，运刀简洁，磨工甚好，注重留白，不喜染色或漂白处理，注意营造意境，有较高的审美格调。 　　但在乾隆时期以后，由于广州牙雕的挤压，苏州牙雕逐渐衰落，清晚期分裂出上海和南京牙雕，在承继苏州牙雕传统同时，有所创新，成为新流派。 　 广州牙雕 　广州牙雕富有历史传统，据载创始可以早至秦代，但在清康熙以前，广州牙雕并无特别鲜明的特点，还不及苏州牙雕的影响。不过，自从康熙实施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使得该地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进口象牙原料充足，而且多元文化汇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由于广州气候潮湿，象牙不会干裂，所以艺人可以较为自由地探索各种高难度的雕刻技巧，促成了广州牙雕重视技艺展示的特点。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多层象牙镂雕技术，著名品种如象牙球等。嘉庆时广州艺人翁五章在前代技艺基础上，革新了象牙球工艺，传至第四代翁荣标时，已能做出45层的套球，以整块象牙镂雕，每层厚不过2毫米，层与层间距如发丝，但层层可动，且满雕花纹，令人叹为观止。1915年，广州艺人翁昭所制26层牙球，在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还有象牙丝编织工艺，著名品种如簟席、纨扇、宫灯等，具体工艺已失传，据载是用药水浸泡或高温水煮，使象牙软化，然后劈成细薄的牙条，再进行编织。这种工艺对于原料的耗费非常惊人，雍正就曾禁止过牙席的编织生产。广州的艺人还很注意吸收新的工艺，在作品上可以看到使用镟床，加工构件的痕迹。他们常常综合使用各种技术，将各部分分解制作，最后拼装成大型的画舫、龙舟、景观等，人物众多，景物复杂，绝非个人可以完成，反映出广州牙雕组织程序的严密。从总体上看，广州牙雕工艺重视刀工而忽视磨工，作品显得锋棱毕露，对于表现象牙的细腻质感不太有利。 　　广州牙雕为了保持象牙的洁白，喜爱应用漂白技术，并在白地子上再进行染色、镶嵌等附加手段。染色用茜草及多种矿物染料，镶嵌则多见紫檀、玳瑁、犀角、宝石、翠鸟羽毛等，装饰效果极强，风格浓烈热闹。 　　广州牙雕为了迎合不同对象的需求，不仅器型多种多样，而且纹饰题材五花八门，有传统的神像、山水、花鸟、吉祥图案等，还有面向西方市场或针对国内猎奇人士的天主教题材，如圣母子、牧羊人、耶稣基督以及带有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良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