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论文.docVIP

　　国家与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论文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研究，如果说其题域的一部分主要论涉国家正式体制以外的领域，那么较不严格地来看，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中，随着中国1978年以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变迁着的城乡结构与新生的主要发生在城市中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结构并存的双二元结构〔1〕的转换，中国的一些学者就已经提出了种种市民社会式的观点：例如，梁治平的家族与国家论点、樊纲的“灰色市场”论、鲁越的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观、“公民社会”观等等〔2〕，尽管他们大多没有直接采用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或市民社会的概念。然而.freelensense)进行反思社会学的分析的理路〔4〕：这就是说须对市民社会研究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性常识”展开清厘和批判。当然，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进行Bourdieu那种反思社会学的再思考，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5〕，但是，正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持的检讨和批判的立场，反映出了他所主张的作为一名学者对知识应有的批判立场；毋庸置疑，我们在作为批判者的同时，本身也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或者成为我们所批判的对象的一部分〔6〕。我以为，透过对既有的各种市民社会观点的检讨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这两条路径的区别以及其间存在的紧张，不仅可以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保有知识上的自觉，而且还有助于对这两个既相关又不尽相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并做出各自的回答。 本文的具体分析步骤又与中国论者采用市民社会概念并展开其研究过程中的另外两个因素紧密相关：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因此它对于并无此种经验和观念的中国论者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论者并不是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时期，而是在国家变更其职能而逐渐地撤出其不应干预的社会经济领域或者说以一些新形式与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互动〔7〕以及社会体制从基础社会撤出〔8〕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展开市民社会研究的。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很难摆脱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境况的规定性以及西方〔9〕思维框架对中国论者的影响。据此，本文根据分析范围的限定以及因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特性，而将分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中国论者采用并提出市民社会观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及知识背景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对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市民社会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理论争论进行分疏，第三部分将这些主张和争论与其产生的背景相联系并对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探究和批判，并试图指出这些研究中所可能引发的、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背景 1.结构性挑战与“活乱”循环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除了理论资源以外，主要是针对中国自身场域的两项因素为背景的，简单言之，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针对这个发展的问题而在知识界形成的相关论争。就前者而言，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发展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一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一由国家强施的政治计划或安排；据此逻辑，中国在引入种种并不为其历史文化所知的现代性的变革过程中，就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政治、社会及经济变革引发或导致了既有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导引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的普遍失范、甚或国家的分裂，作为对这种失序及失范状态的回应和救济，政治结构往往转而诉诸传统文化的、军事的、象征性符号等资源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又使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变革胎死腹中。 1949年以后，在高度政治化和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历史上形成的两极徘徊逻辑表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再放”（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以及“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政府机构变革方面）的恶性循环〔10〕；而在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这种逻辑在经济领域较为典型的表现是，林毅夫等经济学者所称之为的经济变革中的“活乱”循环：“在宏观政策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付这种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采用旧的治理手段，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一收就死’是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效率与速度的要求便又被突出出来，于是再一次放开”〔11〕。 2.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的论争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展开的另一方面的背景，则是知识界在八十年代为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困境而展开的一系列的论战，其间最为凸显的则是于八十年代末就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而展开的新权威主义的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