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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前景实证探析16（12）-0015-05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外资企业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很不稳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年以来，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的年度增长率有两位数增长，也有极低的增长。其次，投资区位略向中西部转移。在全国外资实际利用额占比方面，东部从2008年的84.07%下降到2013年的81.71%，中西部则分别从8.87%、7.06%上升到10.08%、8.22%，而这是在投资合同占比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说明外商投资中西部力度略有加强。再次，投资产业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从2008-2013年，第三产业外商投资额以年均14.04%的速度增长，高于第一、二产业的13%和3%。三次产业投资中，尤以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明显，第二产业的合同项目数占比和实际投资额占比从2008年的45%、58%一直下降至2013年的30%、42%，减少了1/3左右，而第三产业的相同指标则从51.96%、41.07%上升到66.24%、56.31%，增加的百分比基本上等同于第二产业的减少量。最后，外商投资资本更加深化。在合同项目数与实际投资额增长不稳定的前提下，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平均额（外商直接投资额/项目合同数）从2008年的336万美元不断增加到2013年的516万美元，即使越来越不受外资青睐的第二产业，平均投资额也从433万美元增加到了715万美元1。由此可见，经济新常态下，外资企业也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而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面临着被迫转型的压力，但同时迎来了由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发展新机遇。鉴于外资企业所处的特殊发展时期，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测算出其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判断未来发展前景 二、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学界对外资企业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第二，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贸易效应及经济增长效应；第三，分行业、分地区利用外资的效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与对策。本文以生产函数与技术效率为核心展开研究，与第三个领域最为贴近。在生产函数的选择上，本文采用最常用、最经典的C-D生产函数，假定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对于技术效率的评估，以Farrell（1957）为起点，形成了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个分支。随即前沿生产函数（SFA）是参数法的代表，由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以及Meeusen和Broeck（1977）提出，Battese 和Coelli（1992，1995）的研究使得该方法被广泛使用，他们专门为此研究方法开发了Frontier统计软件。数据包络分析（DEA）是非参数法的代表，由Charnel和Cooper（1978）提出，也是目前我国学界研究外资技术效率的主要方法（刘忠生，2009；赵锦春，2010）。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两种方法的结果是相似的，差异不会太大（Lovell，1996；程慧萍，2013） 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广东、北京、江苏四个地区基本上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其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在当地已经处于发展稳定期，市场基本达到均衡状态。内蒙古、甘肃两地区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且资本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产出弹性，其原因可能是当地外资企业基本属于资源导向性产业，主要要素投入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其他各省市外资企业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上海、福建、海南三地区的规模报酬率大于2，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都在0.8以上，规模报酬率为1.607859，足以说明我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外资的潜力。而西部地区平均值最小，中部地区平均值最高，这也符合近些年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转移的趋势。另外，西部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东部、中部则反之，说明西部地区外资企业还处于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劳动力因素贡献度不如资本因素，而东部、中部的劳动力素质较高、人力资本存量较大，因而劳动力因素正逐渐成为外资企业的主导因素。个别产出弹性为负，说明该省市外资企业的某项要素投入可能超过最佳比例，造成了负的规模报酬 根据表3显示的结果，模型可决系数与调整后可决系数都很接近1，表示总离差平方和中由回归方程可以解释的比例极高，说明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变量之间的关系。F-statistic表示模型拟合样本的效果，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结果显示检验值为1399.803，远远大于临界值，且伴随概率为0.0000，说明模型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力度强。Durbin-Watson stat值为2.40642，经查表，下临界值du=1.5，2 　　通过对截面数据的检验，可以得到各省市外资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