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docxVIP

提要: 辜鸿铭的《论语》翻译,被译者赋予了塑造中国文化身份的使命。为了使译作具有完成其文化使命的能力,译者采用了完全贴近英语语言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翻译策略。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翻译策略的采用,使译作带有强烈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并由此消解了翻译的目的,失去了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关键词:文化身份;极端归化;自我东方化;文化使命一、引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的《论语》的外译,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译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译本近50个。在众多的《论语》译本中,辜鸿铭的译本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于1898年由上海别发洋行(KillyandWalsh Limited)出版。当时的中国,在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的交锋中完全处于弱势,从而在文化上也彻底失去自信。在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已经丧失了表述自我身份的能力,成为西方文化体系表述的对象。在西方的表述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停滞的”、不发展的幼稚的文化(黑格尔,2001: 117 - 137) ;中华民族则成为了“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可取的”种族(周宁, 1999: 646)。西方对中国的否定和蔑视,无疑是辜鸿铭《论语》翻译的主要动机:译者正是要通过对《论语》这一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典籍的翻译,抵抗西方话语体系中被故意贬低的中国文化形象,重塑中国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对作为译者的辜鸿铭而言,他的《论语》翻译,其主要预期功能是塑造中国文化身份,使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并由此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在《论语》翻译中,译者采用了针对其预期文化目的的翻译策略。辜鸿铭的翻译策略是否能顺利实现译者翻译的文化目的? 笔者拟通过对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及其客观效果的分析,揭示译本中强烈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翻译策略与预期目的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最终揭示自我东方化翻译对翻译目的的消解。二、自我东方化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性所谓“自我东方化”,是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凭借近代工业化率先建立起工业文明的西方,凭借其经济强势,以自身的价值体系为核心构建起世界秩序体系,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将这一体系推向世界其它地区;在这一世界秩序框架之内,西方成为建构身份的话语生产的主导者和主要生产者。西方在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掌握了非西方地区建构身份的话语权,并以此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话语生产过程,并由此建立起一系列以东西方二元对立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西方俨然成了文明、自由、进步的世界中心;而东方则被制造成了“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周宁, 2004:序11) ,成了野蛮、落后、专制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处于经济弱势的其它地区,在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同时,也被迫以西方为参照,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框架内表述自身。这种思维和身份表述的西方主导性,成为东方地区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东方地区身份表述的西方主导性成为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东方主义的关注焦点之一。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等著作中多次描述了东方地区的“自我东方化”问题。他认为:欧洲的东方主义者和亚洲知识分子在东方主义的制造中存在着“共谋”(德里克, 1999: 279) ;这种“共谋”,在东方自身而言,就是“自我东方化”。中国形象学者周宁对“自我东方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他认为自我东方化包括三个方面: 11认同东西方二元对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认同为此世界观念秩序奠基的进步/停滞、自由/专制、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与西方现代进步、自由、文明的优越性,认同现代西方文化霸权下自身低劣的他者地位; 21在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中开始自我批判与文化改造的历程,努力地“去东方化”。这种“去东方化”包括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彻底否定自身传统,彻底西方化;二是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发挥所谓“东方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中都同时包含着认同因素与反抗因素; 31“去东方化”不仅构筑了一种“东方”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还同时构成“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过程中还包含着“东方”内部的“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东方”国家中究竟谁更“东方”,谁比较“西方”,也是“东方”国家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根据(周宁, 2006: 7)。从这一分析中不难看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东方必须以西方为参照,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才能书写自身;在这一前提下,无论是“彻底西方化”还是“在西方秩序中发挥东方传统”,都已经失去了话语书写的独立性,也失去了独立构建自我身份的能力。以上所分析的非西方自我批判和文化改造的两种极端倾向,实际上也代表了东方地区在两极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身份塑造和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