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论文.docVIP

　　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论文 .freelann）、齐迈尔曼（Zimmermann）都持肯定说。2 笔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与我们思维过程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应当承认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存在。 首先，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对于解决刑法解释的争端，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解释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解释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要使刑法解释不破坏刑法的保障功能，就必须通过适用得到承认的解释规则予以实现，“因为这样的解释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产生客观的约束。”3这种解释规则就是解释方法的位阶！解释方法的运用并非随意，而是关系解释结论的妥当性，甚至关系到法的安定性与正义性。如果强调文义解释在运用上的第一序位性，必然有利于法的安定性的实现；反之，如果一进行刑法解释就首先运用目的解释，则反映出对法的正义性的过分重视。可见，解释方法的位阶应该与国家的法治取向、价值目标相一致。解释方法的位阶还可以解决解释学上的难题，即出现多种解释结论或解释结论相互矛盾时，解释方法的位阶能为之提供选择标准。正因如此，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茨威格特（Zittel），系统解释的意义比历史解释重要，文义解释是所有解释的基础与开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解释，即以刑法适用时的目的所作的解释。7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著述甚少。如有学者认为，各种具体刑法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并非都是并列关系，而具有层次上的高低，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大体应遵循以下原则：（1）文理解释运用为先；（2）单一规则，即如果通过文理解释，刑法规定含义明确，不存在歧义，就毋须运用论理解释之方法；（3）综合规则，即在解释刑法规定时，既运用文理解释，又运用论理解释；（4）论理解释优势规则。即对刑法规定的同一用语进行解释时，如文理解释的结论与论理解释的结论相冲突时，应取论理解释的结论。8晚近有著述进行了相对详细的研究，认为刑法解释方法总的位阶关系是文义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论解释，并对这些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时如何取舍进行了仔细分析。9 笔者认为，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如何，应当受制于刑法的价值目标。法的安定性与法的正义性是刑法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安定性与正义性是刑法适用的目标。法的安定性关涉刑法的形式理性与形式的人权保障，法的正义性关涉刑法的实质理性、实质的人权保障以及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各种解释方法都有其价值基础，各有其功能与局限。如，文义解释强调通过字面含义拘束法官，着眼于刑法的安定性；历史解释强调立法者当时的立法动机与立法意图，着眼于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约束；而目的解释强调法律适用当下的规范目的，重在刑法的灵活性与合目的性。可见，当刑法的价值目标侧重点不同，必然影响到各种解释方法的地位与顺序。学者们关于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具体争议，在根基上是基于对法的价值目标的不同理解。欲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必先就刑法的价值目标达成共识。第二，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不仅指运用上的先后顺序，而且包括结论冲突时的地位等级问题。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顺序，是指解释刑法用语时何种解释方法先用、何种解释方法后用的问题；刑法解释结论的地位等级，是指当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乃至冲突时，何种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在效力上具有优先性，以排除其他解释方法的结论。前者解决的是运用解释方法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后者解决的是不同解释方法的效力等级。二者属于两个层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共同说明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既不能把二者混淆，也不能把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简单等同于运用上的先后顺序或结论的效力等级。一方面，先使用的某种解释方法，其结论并不必然具有优先效力；另一方面，仅仅研究解释结论的效力等级，也不能反映解释刑法这一思维过程的逻辑特点与先后顺序。 所以，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首先必须考察刑法的价值目标，其次应区分解释方法的运用顺序与解释结论的效力等级。前者构成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价值维度，后两者构成刑法解释方法的序列维度与效力维度。 三、刑法解释方法位阶之“三维论” （一）价值之维：安定性优先。兼顾妥当性的刑法解释价值目标 刑法解释方法各有其价值基础，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不是简单的先后顺序、排列组合问题，它取决于刑法的价值目标。刑法解释可使刑法具体化、明确化及体系化，以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同时，刑法又是公正、合乎目的的规范，刑法解释当促进刑法正义。对刑法价值目标安定性与妥当性的侧重不同，将会影响刑法解释方法的位次。强调刑法的安定性，必然赋予诸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以安定性为取向的解释方法优势地位；重视刑法的正义性，则会凸显目的解释的作用，甚至认为目的解释的结论可以“逸出”用语文义。 法的安定性与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