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检控体制的古典模式探析论文.docVIP

　　刑事检控体制的古典模式探析论文 摘要罗马法不仅在私法科学上奠定了西方法律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而且在刑事司法程序领域，罗马法对后世的贡献也是有迹可循的。共和时期区分出私罪与公罪概念，在刑事程序上也相应地发展出二元化模式。公罪检控权完全向人民开放，而私罪控告权却是有主体限制的，只有受害人才是适格的起诉者，这个制度被日耳曼西欧诸族继承，成为蛮族时代西欧私诉化刑事检控模式的源泉。帝国时代刑事检控体制是在共和时期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帝国政治集权加强导致一种特别刑事司法程序出现。这种程序由帝国官员主导展开调查.freelina）：侵权、轻罪与重罪 罗马法在对国家、对社会所犯的违法行为和对个人所犯的违法行为之间作出了区分，并相应地成为不同的损害形式。 危害罗马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行为是严重的损害行为，是一种导致刑事责任的“罪过”，这种罪过就是“公罪”。损害他人的人身或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是民事不法行为，违法者需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行为是罗马法上“债”发生的根据之一，它们的外延极为广泛，比近代民法中的侵权行为的意义要宽泛得多，几乎涵盖了近代刑法中的绝大多数刑事犯罪行为，由这些私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比照契约之债，依据解决财产纠纷的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来进行。因此，古罗马法中的私罪与公罪不能与近代民事违法行为及刑事犯罪行为的概念类分相提并论，两种类分体系只是形似而实质内容相去甚远。 sp; 古罗马的“公罪”是由一些特殊的单行法律特别规定的行为形态，属于极为恶劣的违背国家、天理、人伦的极端行为，数量不多。“在共和国的幼年时代，对于严重妨害国家安全或利益的每一种罪行，都由立法机关制定一个单独法令来加以处罚。这就是对于一个犯罪（crimen）的最古概念——犯罪是一种涉及严重结果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国家不交给民事法院或宗教法院审判，而专门对犯罪者制定一个特别法律（privilegium）加以处理。”〔６〕这种最古典的犯罪行为包括：官员叛国通敌、通奸、官员滥施暴力、强奸、袭击使馆、非法征税、谋杀、弑亲、伪造遗嘱、伪造货币、敲诈勒索、屯积食品谷物、贪污国家财物、贿选、拐卖人口。〔７〕 古罗马的“私罪”概念比公罪要复杂得多。在最初，私罪包括所有公罪之外的不法行为，“我们试参考该雅士在‘评释’中根据十二铜表法对刑事法律学所作的讨论，可以看到，在罗马法所承认的民事不法行为的开头有盗窃罪（furtum）。我们在习惯上认为专属于犯罪的罪行被完全认为是不法行为，并且不仅是盗窃、甚至凌辱和强盗，也被法学专家把它们和扰害、文字诽谤及口头诽谤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产生‘债’或是‘法锁’，并都可以用金钱支付以为补偿。”〔８〕私罪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行为体系，正是由于它的规模之巨、普遍性之大相对于单列规制的公罪的绝对优势，所以，古罗马的刑事法律基本上不是“犯罪（climina）”法，而是不法行为法，是侵权行为法。 后来，随着罗马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文明化进程，有一些行为逐渐被人们认为不能完全纯粹地按照侵权之债的标准来界定和处理，对这些行为紧紧采取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将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救济。而在近代观念看来，它们是典型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就是古罗马国家后来的“非常之罪（extraordinaria crimina）”制度指涉的行为，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罪”仅指对犯罪（crimen）的指控，即accussation，不是指实体性的具体犯罪行为（not offence）；这里的“非常”仅指审理这种行为的程序性质是不同于普通私罪救济方式的方式，而不是指行为具有非常的严重程度。用近代刑事法律术语来说，这种行为有些类似近代的轻罪（misdemeanours）范畴。〔９〕 这样，就从罗马原先的私罪概念中分化出有一种中间形态的不法行为。“即在奥古斯都完成其立法以后，有几种罪行仍继续被视为不法行为，而这些罪行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是应该作为犯罪的。直到后来，在一个不能确定的时期，当法律开始注意到一种在法学汇纂中称为非常犯罪的新的罪行时，它们才成为刑事上可以处罚的罪行。无疑的，有一类行为，罗马法律学理论是单纯地把它们看作不法行为的；但是社会的尊严日益提高，反对对这些行为的犯罪者在给付金钱赔偿损失之外不加以其他较重的处罚，因此，如果被害人愿意时，准许把它们作为非常（extra ordinem）犯罪而起诉，即通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普通程序不同的救济方式而起诉。”〔10〕这些行为包括：引诱已婚妇女离婚、传播异教、非法抬高谷物价格、非法堕胎、流氓行为、盗墓、利用公职敲诈勒索、盗窃特殊物品、收受抢劫的赃物、抢夺、毁坏路标。〔11〕 （二） 公众弹劾与损害赔偿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救济 罗马国家刑事司法权力体制与公罪、私罪、非常之罪的实体犯罪观念形态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对应关系，即由于公罪、私罪与非常之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