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上）论文.docVIP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上）论文 ..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思想家及文学家的鲁迅，其业绩始终得到极大的肯定；而作为学者的鲁迅，则相对不太受重视。《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固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在相关著述中被不断引用，但鲁迅的学术理想、治学方法，乃至其别具一格的述学文体，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兼具思想家、文学家与学问家的鲁迅..，其对于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被认可的程度，与现代中国学术进程密不可分。因此，本文所论，希望借描述鲁迅述学文体的来龙去脉，凸显现代中国学术历来被忽视的另一侧面。 【摘 要 题】鲁迅研究 【正 文】 一 文体家的别择 1933年3月，鲁迅撰写日后被学界经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家如此坦率地自报家门，且所论大都切中肯綮，难怪研究者大喜过望。其中最受关注的，除了“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再就是关于“文体家”的自述：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适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512—5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最早将鲁迅作为文体家（Stylist）来表彰的，当属黎锦明的《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可黎氏此文将Stylist译为体裁家，将“体裁的修养”与“描写的能力”分开论述，强调好的体裁必须配合好的描写，并进而从描写的角度批评伤感与溢恶，夸张与变形等（注：黎锦明《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文学周报》5卷2期，1927年8月）称：“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我们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所谓体裁这名词，到现在还是没有。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体学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今都划归了“描写”，那么，所谓的“体裁”，已经不是Style，而是Gener——这从黎氏关于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难看出。倒是鲁迅关于Stylist的解读，接近英文本身的含义（注：韦勒克和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十四章“文体和文体学”称：“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强调和清晰的手段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内：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191页））。黎氏对Stylist的误读，其实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国作为文章体式的“文体”，与西学东渐后引进的探究语言表达力的“文体”（Style），二者之间名同实异，但又不无相通处。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谈论文体，仍很少仅局限于语言表达，而往往兼及文类（注：30年代修辞学家陈望道撰《修辞学发凡》，论及文体时称，有八种分类方法：民族的分类、时代的分类、对象或方式上的分类、目的任务上的分类、语言的成色特征上的分类、语言的排列声律上的分类、表现上的分类，依写说者个人的分类等。而作者最为关注的是第七种，即“表现上的分类”，包括“简约和繁丰”、“刚健和柔婉”、“平淡和绚烂”、“谨严和疏放”这四组八种体性（《修辞学发凡》2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90年代，申丹撰《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区分文学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等。论及狭义的文体即文学文体时，作者称：“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如果局限在文学文体学，论者一般都会兼及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而不仅仅是语言分析。）。 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兼顾——的批评术语，使我们得以将“Stylis”的命名，与“新形式”的论述相钩连。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几年，沈雁冰发表《读〈呐喊〉》，赞扬鲁迅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雁冰：《读〈呐喊〉》，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鲁迅没有直接回应茅盾关于其小说“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评述，但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