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人保护事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景论文.docVIP

　　出狱人保护事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景论文 关键词: 出狱人保护/模式/前景 内容提要: 出狱人保护事业是中国社会中新的人文景观，其不仅具有预防再犯罪的社会价值，而 且具有防止社会关系失衡的功效。中国社会出狱人保护事业已经启动，正在进入维继时 期。维继的关键在于动力的寻求。本文认为，出狱人保护应当选择“国家参与型模式” 或者“国家督导型模式”。 一 一般认为，出狱人保护工作源于1776年美国宾州的怀斯特(Richard ent of prisoners i n the muntiy,NACRO,London 1993。)向罪犯或其亲属提供就业、住房、训练、救济 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从而使出狱人能够利用国家、社会所提供的福利、慈善资源，而且 直接向出狱人提供一些服务，如紧急住房服务。在英国，非政府组织在向出狱人提供帮 助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向出狱人提供住房帮助为例，除了NACRO，还有Stonham Housing Association、Langley House Trust、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lu ntary Hostels等机构。(注：Housing,..NACRO,London 1996。) 虽然出狱人保护工作发端于市民社会，但是由于其不仅符合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符 合国家利益，因而，国家不仅肯定了出狱人保护工作的合法性，而且在可能范围内予以 最大支持。以芬兰为例，在芬兰，国家不仅派出官员参与承担着为刚出狱的人提供住房 、就业等帮助任务的非政府组织“缓刑与假释协会”(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 ion)的工作，而且根据“公共法”(The Public Law)对该协会资助。(注：参见芬乔 森、拉蒂著：《芬兰刑事司法制度》，王大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鉴于国家参与出狱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1960年8月联合国在伦敦召开的预防犯罪 与犯罪人处遇大会上明确指出：“更生保护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从国家干预的角度说 ，中国各级国家机构积极促进出狱人保护工作符合现代国家职能发展要求，和国际社会 通行的做法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出狱人保护实践基本上是由国家核心权力 推动或启动的，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核心权力推动、启动了出狱人保 护工作后，启动后的出狱人保护工作如何继续?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出狱人保护工作发 展中是个关键问题，其解决的好坏甚至关系到启动后的中国出狱人保护工作的存亡命运 。 之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是基于以下原因：根据中国的出狱人保护实践产生的逻辑 推理，中国的出狱人保护实践应当由启动者继续。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出狱人保护工 作只有由启动者继续才符合自然，才有最大的生命力。然而，由于中国的出狱人保护的 催生动力源于国家的核心权力，这与国外出狱人保护发展轨迹不同，国外的出狱人保护 工作基本是从“草根”发展起来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不仅面临知识经济社会的挑战，而 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各级核心权力必须面对发展经济、促进就业、促进社会 整合问题，这样便产生这样的问题：出狱人保护工作的启动者能否有精力与时间继续其 的发展?虽然出狱人保护工作很重要，但是，其不可能无条件地在任何时间成为国家核 心权力关注的问题，国家核心权力所关注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不仅要关注出狱人问 题，而且要关注其他预防犯罪措施，不仅要关注预防犯罪问题，而且更要关注社会发展 问题，关心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等，因而，出狱人保护问题不可能成为国家 核心权力恒久关注的问题。知识经济的挑战将迫使中国社会调整产业结构，注重发展知 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社会转型则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是“经济人”。由于中国的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人浮于事问题，同时由于劳动力素质低，不能满足技术含 量高的企业的用人要求，因而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高失业社会发展阶段。(注：参见胡 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社会学》2000年第4期。) 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向公民提供就业岗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家核心权力机构 优先考虑出狱人的就业问题无疑要使自身承受非常大的社会压力。显而易见，以核心权 力作为出狱人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理的。正因为如此，从 现实与可能出发，中国的出狱人保护工作在启动后，需要寻求维继其发展的除国家核心 权力外的动力源。 中国是否可以象西方国家一样从民间寻求维继出狱人保护发展的动力?从民间社会获取 维继出狱人保护发展的动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则是可以显著降低国家的投入，特 别是人力投入；二则是可以促进出狱人回归社会，从而提高帮教的效益，毕竟出狱人与 民间社会的距离要近。然而，中国传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