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docVIP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1955年10月4日，一份题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桌前。报告落款是中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消息传出，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他们立即找到报告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希望他收回提议：我国目前考古工作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文物的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这样庞大的发掘和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但对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工作的吴晗来说，他决心已下，难以改变：全国解放已经多年了，有老一辈专家，又有新一代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双方争持不下，都把希望寄托在下最后决心者身上。5天之后，周总理最后裁决的消息传来：同意发掘。吴晗是有名的明史专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他写的《海瑞罢官》，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牺牲。据说，解放以前，他试图去挽留他的老师胡适留在大陆，不欢而散。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可惜，走错了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认为吴晗原可以做一个一流的学者，不幸却从了政，终于被当作了枪杆子使。　　吴晗有一种学者的热情，他在北大的青年时代，就想去发掘明陵。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主持下成立了由6位发起人和夏鼐、郑振铎、王昆仑组成的“长陵发掘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1955年的最后一天，在夏鼐的催促下，赵其昌率人冒雪从北京来到万寿山下十三陵这一昔日皇家圣地。然而3天下来，对长陵的初次勘探却毫无线索。吴晗、夏鼐、赵其昌协商后，决定扩大勘探调查范围。1956年春，经过两个月的史料研究后，赵其昌又率工作队重上十三陵，偶然的线索使发掘长陵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定陵玄宫重见天日便成定局。这一天，赵其昌率人来到定陵勘探。经过多时察看，有些疲倦的赵其昌在宝城城墙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想要休息一下。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激动不已的他，立即叫来同伴搭起人梯察看究竟。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就这样，最初发掘长陵的计划，就变成了定陵玄宫重见天日的结局。定陵地貌，圆型围墙为陵墓宝城，地宫即位于宝顶之下 定陵地宫后殿现状，棺床上摆放的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棺椁的复制品，原棺已毁，尸骨无存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展览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作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三具头骨被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像是旧时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　　就在塑造万历帝后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糨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专门研究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