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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情感表达方式的进化样本——《我心唱响》的社会学分析 郜伟 编导一班 0926140107 东方卫视一档名为《我心唱响》的节目证明：唱歌，不仅可以治疗口吃，也可治疗“口羞”。 一些普通人登台用唱歌的方式倾诉、表白、忏悔、感恩……听着“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长大的“80后”，成为参与该节目的主力和观众的主要来源。曾经上铺的兄弟面对下铺的兄弟，用光良《第一次》的曲调唱“做我兄弟九年，抢我女友两个”；掉入窨井的女孩改编张学友的《我是真的受伤了》，投诉城市管理，“窨井是你的，马路是他的……我们老百姓的权益没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看了这档节目，会生出疑惑：中国人重感情而轻表达，成了一个伪结论？ 电视中的仪式与情感 情感类节目在中国兴起的历史可以推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 夹杂着跨世纪的复杂情怀，1998年《真情》开播，推开了私人话题诉诸大众媒体的第一扇门。后来，《心灵花园》、《真情互动》、《人间》等“挤眼泪”的节目风靡，形式雷同——邀请当事人来到录制现场，在主持人或张怡筠式专家的引导下，袒露心迹，讲诉隐情，倾诉情感。 就像电视评论节目刚出现时，就一个主持人坐在镜头前口播，背后写着四个字：本台评论。这是技术粗鄙时代的“通病”。 那时谁能想到，十年后的情感倾诉环境会像一个选秀场：1200平方米的演播室、天花板上9排镁光灯、LED大屏幕环绕着舞台、滚动播放着“Dream（梦）”、“love（爱）”、“sing（唱）”等字符……这时，你才知道为什么称电视是“热媒体”。 “中国人本来对于情感是拙于表达的，因此需要一种‘仪式’，使人能将平时羞于为之的行为在仪式上展示出来。”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卫视总监杨文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人的心底还是对“仪式圣地”心存神往。另一个电视制造“仪式感”的案例是，从今年6月起，东方卫视制造的《中国达人秀》正式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时，仪式与情感的关系也被电视调和。 《圣经》里说：“爱要热情，恨要厌恶。”《诗经》里说：“中之言，不可道也。”文化源头决定了东西方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分化。儒家教化下的中国人的感情始终在礼仪和规矩的限制中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把感情变成内敛的、私下的秘密，繁琐礼仪常常不是为了表达感情，而是掩饰感情。 《我心唱响》在它的有限领域似乎逆转了仪式在中国人情感表达中的作用：从伪装到包装。 徐博是一个女孩，和奶奶一个被窝里睡到了16岁。她在舞台上表达了对奶奶的爱和感激。“平时如果直接说‘我爱你奶奶’，太肉麻了，我觉得奶奶接受不了。有这么一个平台，说出爱就顺理成章很多了。” 这和大庭广众之下表达情感尤其讲究含蓄的中国传统恰好相反。 “制造意外” 没有“添加剂”的绝对真实，是情感类节目导演不敢承诺的。 2010年，针对情感类节目“造假”泛滥，广电总局发文“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 过度地追求“煽情”和“泪点”是此类节目走上造假、庸俗化道路的原因。根据收视率统计分析，节目的“泪点”往往与收视率高峰值呈现出某种关联性。所以，在节目中有意地设计一些“泪点”已经成为了国内情感节目制作者心照不宣的滥俗手法。 一位制片人曾经总结道：“当一个愧对老婆十几年的男人跪下认错的时候，是收视最高点；当一个老公为了老婆精心去准备舞蹈，站在台上的时候，是最高点；当一个老师的二十几个孩子突然出现的时候，是最高点……没有一次意外。” 《我心唱响》则声称其不埋伏“泪点”，“催泪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一个自然结果，我们只是顺水推舟。”杨文红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意外”。 “我们能不能再回到从前，回到老板与员工的身份？”一个女生在台上带着泪水唱道，这是一个被炒了鱿鱼的员工在请求老板原谅，台下的老板脸上流露出非常复杂，交织着小小尴尬的表情，摄像机分毫毕现地捕捉着他面部肌肉的抽动。 “第一反应，那种眉宇间的神情，要演戏都演不来的！”在节目组成员看来，参与者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节目的生命力所在。 为了捕捉“这几秒钟最接近上帝的时刻”，除了演唱者和导演，连主持人在录制前都不知道当天的被倾诉对象是谁。曾经有四姐妹想为母亲唱歌，但节目开始前，节目组工作人员得知其中一位姐妹已向母亲透露了此行的目的，这个节目就被砍了。 “在节目前‘破梗’了，再好的故事我们都会放弃。要的就是一瞬间的真实。” 《我心唱响》副总导演杨萍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没法解决时代造成的病” 39岁的吴建中是《我心唱响》的铁杆观众。每周六晚21点10分，他都会同妻子一道，坐在电视机前，守着节目，等着流泪。如果出差，他还会在网上收看视频，一集不落。 “每期都哭，我妻子有时候一期还要掉好几次眼泪。”他对本刊记者说，他的梦想是参与一期这个节目。 他是从事金融业的，平时工作压力很大。像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