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狱重刑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docVIP

其他两个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的 新入狱重刑犯在恐怖因子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079,P 0.05),且事后检验发现,离婚组得分显著高于未婚组。独立 样本t检验发现:暴力型罪犯与非暴力型罪犯在人际关系敏 感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F=3.958,P0.05)。 表3　不同刑期罪犯间的差异性比较(x-±s) 项　目15年以下15～20年无　期死　缓F 躯体化1.61±0.55 1.99±0.71 2.09±0.88 2.23±0.81 1.52 强迫症状1.79±0.69 2.06±0.56 2.30±0.79 2.51±0.73 3.58* 人际关系1.33±029 1.81±0.61 2.06±0.71 2.10±0.70 4.20** 抑　郁1.52±0.35 2.09±0.64 2.37±0.89 2.50±0.75 4.67** 焦　虑1.30±0.22 1.93±0.73 2.13±0.82 2.21±0.64 4.20** 敌　对1.19±0.13 1.80±0.80 1.84±0.81 1.75±0.71 1.20 恐　怖1.16±0.28 1.37±0.59 1.66±0.70 1.50±0.45 2.98* 偏　执1.13±0.16 1.77±0.77 1.80±0.66 1.90±0.82 2.86* 精神病性1.28±0.17 1.82±0.52 1.98±0.77 2.03±0.61 3.65* 其　他1.67±0.62 2.22±0.82 2.43±0.83 2.63±0.67 4.14** 总　分130±18.28 173.09±47.68 191.91±61.67 200.51±50.67 4.90**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与全国常模相比,新入狱重刑犯在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其他10个因子以及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 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P0.001)。这与徐春光[5]、张斌[6]等 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本研究的 调查对象均为新入狱重刑犯服刑人员,而徐春光、张斌等人的 调查对象是一般罪犯。与一般罪犯不同,过去大量研究结果一 致表明,与正常人群相比,罪犯群体存在广泛而明显的消极性 人格特征[7]。而就重刑犯来说,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和严重。与 一般罪犯相比,重刑犯呈现出犯罪过程极端残忍,犯罪行为无 所顾忌,具有公开性、挑战性,常常连续作案等特点[8]。一方 面,重刑犯在入狱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人格障碍,心理健康状况 极差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其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罪行重、刑期长是重刑犯独有的特点,这一特点更加重了他们 的生理心理压力。重刑犯的犯罪性质恶劣,加之入狱这一严重 的负性事件,对亲人的打击很大,甚至间接造成至亲的病故, 夫妻离异等问题,使重刑犯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丧失,这些都 加剧了其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导致其在10个因子上均呈现 出显著差异。 在对不同刑期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中发现,除了躯 体化和敌对因子外,呈现出刑期越长,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越 低的趋势。一方面,罪犯刑期越长,说明其犯罪性质越恶劣,那 么长刑期罪犯本身的个性特征和心理健康水平就有别于一般 罪犯。另一方面,长刑期的宣布对于罪犯来说,是一个消极的 刺激性事件。刑期越长,罪犯对自由和正常生活的渴望就越 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就越大,悲观绝望情绪的产生也更 多。面对漫长的刑期,重刑犯对减刑的渴望十分强烈,这种心 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在监狱生活中,他们会更刻意地控 制自己的行为,来迎合减刑制度。但这种被动地迎合,并不是 重刑犯真正的改变,与重刑犯内心的冲动和欲望是极度违背 的。长期以往,极易造成“监狱人格”的变异。吕辉峰和薛彦勤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重刑犯的个性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在 人格的内外倾(E)维度上,特重刑犯(无期、死缓犯)明显低于 重刑犯,重刑犯明显低于普通犯[9]。这说明,长期过度自制,缺 乏刺激,会导致重刑犯人格缄默冷淡,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恶 化。 在对不同年龄段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中发现,45岁 以上年龄组的罪犯,在躯体化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个 年龄组的罪犯,这与张斌等人的研究结果不符。原因可能与重 刑犯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随着罪犯年龄的增长,身体器官 出现老化,各种功能下降,导致生理的不适感增加,重者常伴 有胃肠道不适,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另一方面,重刑犯的监 狱生活具有特殊性。他们接受的看管更为严格,劳动改造的强 度也更大,这种长期的高度模式化高度约束力的生活,会造成 重刑犯的生活刺激相对贫乏。而这种消极影响,对于年龄较大 的罪犯产生作用的速度更快,消极影响也更大。极易产生监狱 人格和认知偏执[10]。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