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异业同道”论与儒商.docVIP

“四民异业同道”论与儒商 儒商，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能获得这一赞誉的企业家也会感到非常的荣光。但是如同其他赞誉之词一样，儒商一语也慢慢变得泛滥，稍微说得过去的商人，都会被人赞为儒商。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称得上儒商呢？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公认的儒商鼻祖是子贡。端木赐（前520年－前44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赣（即子贡）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在学问、政治才能、理财经商各方面都表现卓越，以至于当时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士贱商的思想逐渐形成，“士”与“商”渐行渐远，以至于历代王朝往往在法律中都设有“贱商”的条款，比如，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服等等。以至于士大夫以子弟从事商业为不肖。贱商、困商、辱商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商人成了实际上的贱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中叶。 有明一代，各级官吏的薪俸极少，甚至不能维持生活，比如海瑞死后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家里用的破帐子连贫寒的书生都不愿意用，去吊唁的王用汲都落泪了，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他只好出钱让海瑞入殓。（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明史》卷二二六） 这样的生活，除非海瑞这样的极端的人，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那么维持必要的、体面地生活就必须另寻他途。比较容易的途径就是贪腐，但这是正直的士大夫所不屑为的。而商人们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他们也渴望交接官员。于是一种奇特的士商交流产生了——卖文，比较常见的文章则是墓志铭。而另一些士大夫则直接辞官不做，下海经商了。士商之间逐渐开始接触、融合。随着士商的融合，尤其是商人子弟做官（如张四维）、商人与士人成为朋友，士人对商人的态度开始转变。 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就借王文显之口，表达出士商平等的观念“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应该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尚是大商王文显的观点，不能代表士大夫阶层的观点。 而明代大儒阳明先生则在《节庵方公墓表》中直接提出“四民异业同道”论。与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不同，在《节庵方公墓表》中，王阳明先生是以自己的名义明确的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论。如果说《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王文显身为商人提出士商平等有自我职业标榜之嫌的话，《节庵方公墓表》则是阳明先生对商人的直接认同。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古代的士农工商只是从事职业不同，他们道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尽力为别人服务。士人的专业是治理国家，农民的专业是奉养天下人，工匠的专业是制造工具，商人的专业是货物流通。他们从根本上是没有去别的。 阳明先生指出“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舜帝在位的时候分封的九个官职，首先是稷（农业），其次是契（商业），然后是益、虞（工业），要先于夔、龙（教育）。这说明在先王时期，并无士农工商的排序，相反农业、商业的地位更靠前一些。 阳明先生认为一些圣人贤士从事过所谓“卑贱职业”。“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说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磻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在商周时代，著名的宰相伊尹曾经耕过田，傅说搞过建筑，胶鬲是盐业工人，姜太公钓过鱼，百里奚曾经是奴隶，孔子曾经是管理地租的小吏，而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高洁之士。这说明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与他的品行是没有关系的。 阳明先生进一步大胆的指出了造成“贵士贱商”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私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自从王道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