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docVIP

阅读主题： 什么是国家，现代国家构建有什么内涵 现代国家构建之前的欧洲政治社会的状况 ?国家构建过程展现了哪些特点 张静　 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中，我曾几次讨论到“国家政权建设”。那项工作的一个目标是，置疑一个主流性的研究路径：用“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者，将中国乡村社会呈现的种种性质，认识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后果。的确，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民族国家和各种国家体系的建构（state building），是近代社会的主导过程之一，它对很多社会过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重新组织起来？辨明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也关系到对这个术语包含的若。不过我认为，在面对中国材料的分析中，“国家政权建设”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性问题。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国的“实践”是否（确实）是针对它（在源初意义上）特指的一些基本问题？它是否企图根据不同于以往的原则和机制将社会干规范标准的理解，即，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什么意义、什么标准上使用这个观念的？《基层政权》通过经验证据检讨了这个概念框架的解释能力，但没有给出“国家政权建设”的规范性内涵。也许，我假定人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术语的规范性意义，而且这种了解和我本人的认识一致，遂把它作为一种无须交代的知识前提使用。我现在认识到，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工作准备，把这个知识前提做一番清理是必要的。鉴于此，在我目前所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就上述主题进行回顾和规范性讨论，暂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案例材料。 （一） 在关于中国的分析中，我们似乎首先是从“后果”研究中发现“国家政权建设”这个观念的。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以“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前提，来说明中国基层社会近代以来的变化。这个视角的基本方向，在于认识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基层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的“士绅”解体研究，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框架，它的表现形式是，研究者在解释近代“士绅没落、乡村衰败”的问题上，将目光离开士绅本身，扩展到士绅所处的宏观社会变动、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构成的背景中去。 在学者的使用中，国家政权建设不仅具有近代历史观的意义──即认为伴随着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发生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展现象，而且还有分析工具的意义──即认为，它的规范性内涵可以扩展用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动。这个变动在近代的一个引人注目后果，就是士绅社会在国家政权扩张的打击下逐步解体。“士绅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集中地反映在Joseph W. Esherick 和 Amary Backus Rankin所编的文集中。 [2] 这类研究的关注点在地方领袖和精英的活动背景，它的中心问题，是了解地方精英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国家体制，或者说，他们是怎样、透过什么机制被整合到国家权威中去的。这几乎是关于1949年以前基层士绅行为的讨论主题，很明显，这种研究假定，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宏观的整合过程，它同时也是国家权威中心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一个巨大的马达，搅动着社会生活的行动方向，决定着社会成员、包括地方精英的命运。这些地方精英曾经位于基层社会的整合中心： “在西方，国家权威结构和精英权威结构是两分的，精英需要寻找其它手段再造权威并扩大自己需要的荣誉。但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由精英控制着地方权威结构，原因是社区发展和精英本身的需要。精英总是设法垄断权力，同时社区也需要精英加入权威结构，一些社会管治需要利用精英的资源－福利，享受、闲暇和影响等等。于是，给予精英行政权力帮助了社区结构运转，而精英的进入使权威结构得到信誉，同时使地方社会趋向稳定”（Prasenjit Duara, 1990，p264）。 但是外部社会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士绅升迁结构，使传统精英的地位下降。这种影响的基本结果是：造成士绅成分及其责任的变化，使得地方的整合力量被削弱。首先是他们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精英由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转变为交易性的中介人充当。这引起了社区关系变化：原本必须经过士绅自己的努力──在家族中建立象征资本、承担博爱和其它社区任务、提供基本的社区需要，提供保护所需的庇护关系，建立社会领袖之公共身份，因而在地方社会取得广泛的统治合法性，等等。以往这种庇护关系发生的条件是，控制生产及主要农业资源的团体发育不完全或低度整合，──在这种时候，由地方精英代替他们达成社区整合。低度整合的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的公民身份及商业交易，国家无能也无力保护公民在经济交换中的权利，只能允许使用地方权威结构来协调秩序。因此地方社会形成了以精英为中心的整合系统，它并没有进入国家为中心的整合系统。 然而，随着士绅成分和品质的变化，非专业的身份关系逐渐代替了原来地方社会中面对面的关系，在农民眼中，地方精英成为有权威的第三者或外来者。随着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