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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脉络的分析,考察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对大众媒介公共性的不同论述和思考。作者认为公共性是一个多元的、变迁的政治概念,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脉络和民主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
关键词:公共领域 公共性 大众传媒 阿伦特 哈贝马斯 泰勒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引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译介为中文开始的。二十多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认识始终局限于哈贝马斯的论述框架之中,甚至把公共领域概念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指的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实际上,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贝马斯所创,在西方学术界也并非只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做出过研究,公共领域思想有多种论述,其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一般认为,在西方关于公共领域理论有三位有建树者,分别是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部分继承自阿伦特,特别是她关于公/私界限的划分的观点,以及对于公/私领域的融合、社会领域的兴起的批判,成为后来哈贝马斯理论的基本理论资源。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为典范的共和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不同于哈贝马斯后来所集中分析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公共领域类型。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虽然以哈贝马斯理论为基础,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如何建制化的问题。他引入了B·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认为大众媒介所聚合的社会公众是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而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观念重塑的“社会想象”。他没有囿于哈贝马斯所设置的公共领域的理想规范,而是另辟蹊径地以社会讨论的议题为维度去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且把公共媒介作为公共领域构成的基本要件。因此公共领域观念在西方学理中有不同的面相,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一种观念嬗变的趋向。
公共领域的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绕不开大众传媒的问题。自16世纪大众媒介生产进入规模化、组织化以来,从欧美早期的“印刷资本主义”(安德森,2005),到当前电子信息媒体的发展,新闻媒介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社会结构,中介社会生活。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现代公共领域形成的现实条件之一。英国学者彼得·达格伦指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三大特点:认同多元化、社会关系表面化、符号环境媒介化都跟媒介与公共领域问题相关(Peter Dahlgren,1995)因此许多公共领域论者都把对传媒的考察放到了重要位置。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社会沟通、民主参与以及社会自我管理的问题,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公共领域或大众传媒,在理论上都属于一种社会主体的交往空间、意见沟通渠道与观点交流的场域。从传媒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它受制于大众传媒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权力格局,还具体取决于大众传媒的所有权、传媒运作机制、传媒资源使用和分配规则等等。但是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社会对媒介的主要期待,也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来源。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扩散机制,在民主社会中也应当成为社会公共交往、公众沟通和公共事务参与的平台。只有这样,大众传媒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大众传媒的民主政治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媒既是现代公共领域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公共领域存亡与否的重要现实表征。二者都内在地通过公众舆论的形成、扩散和聚合而得以运作。基于此,泰勒认为,公共领域内的媒体品质与功能,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泰勒,1998a:207)。
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公共领域思想嬗变的浅绘,分析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念与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相关性,并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和规范性要求,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
一、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的嬗变与大众传媒公共性批判
公共领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娜·阿伦特(1906—1975)启其端序。一般认为,她最先为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 speech and act) 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act in concert) 的领域。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观与她对人的价值的强调紧密相连。这一思想来源于古希腊关于“人”的理念。在古希腊,人是“观照至高存在并据之以行动者”( 洪涛,1998:14)。言语是对神的“至高存在”的观照,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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