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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物进化论发展 宇宙究竟从何而来？地球何时诞生？人类怎样在地球上出现？世间万物由有谁掌控？这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上百万年中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不断探索，希望找出答案…… 在十八世纪以前，宗教神学牢牢地统治着西方社会和文明，《圣经》《创世纪》中的记述，使人们坚信是万能上帝创造亚当，并取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了夏娃作为亚当的妻子，从此人类便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也有对人类诞生的传述，盘古开天辟地后，人首蛇身的女神女娲照着水中倒影出的自己的摸样，用泥土捏制出了第一个人类，接着用树藤沾着泥浆挥洒，变出现了无数的人类…… 随着人类智慧的启蒙，以及科学记述的不断发展，神创说的解释逐渐显示出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人们开始逐渐了解生物的多样性，于是人们试图用新的理论去解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新世界，生物进化理论便开始了它的萌芽。 神创论认为，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了。世界由上帝有目的的创造，其创造的万物遵循他制定的法则有序而合理地生存繁衍，生命自创造之日起从未发生任何变化。 十八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布丰却在其1749年出版的著作《自然史》中提出“物种可变”观点，他认为环境的改变可以直接影响生物，使得生物机体发生改变，尤其是气候和食物性质的改变对生物性状的改变影响作用尤为突出。然而“物种可变”观点由于与宗教教义存在明显冲突，最终迫于宗教势力的逼迫，布丰只能公开放弃进化观点。 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虽然不支持进化论观点，但他提出的“灾变论”观点却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客观的科学论据。“灾变论”主要是指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变化是突然、迅速和灾难性地发生的，是自然界的全球性的大变革，造成生物类群的“大绝灭”，而残存的部分经过发展与传播又形成了以后各个阶段的生物类群，居维叶根据各大地质时代与生物发展阶段之间的“间断”现象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了物种自然灭绝的概念，并且论证了现存种类与灭绝种类之间在形态上和“亲缘”上的相互联系，由此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拉马克则将生物进化论推向了一个高潮。在其十九世纪初出版的巨著《动物哲学》首次提出了拉马克主义学说，该理论建立在“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的基础之上，拉马克的观点可总结如下： 物种是由可变异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因此物种是可变的； 自然界的生物中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等级阶梯，生物总是由低等级到高等级发展变化； 环境的变化能够导致生物习性发生改变，习性的改变由会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生物的某些器官由于经常性的使用而得到发展，而另一些器官则由于长时间缺乏锻炼而逐渐退化，即所谓“用进废退”法则； 在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后天获得性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 由于环境向一定方向改变，由于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微小的性状改变因为长时间的积累而最终导致生物的进化。 拉马克举例说，长颈鹿的祖先原是短颈的，但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发生改变，原本灌木林逐渐变为稀树草原，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吃到较高处的树叶，于是脖子便越来越长，长颈的性状逐渐发展，并由父母代遗传子代，最终改变了这一种群的性状。然而，拉马克的理论却经不住遗传学的推敲，自孟德尔起开始发展的古典遗传学就足以论证其巨大的局限性。德国科学家魏斯曼曾经将雌、雄老鼠的尾巴切去，并使其交配产生后代，其后代并没有显示出断尾的性状，由此说明后天获得性性状并不能遗传给后代，拉马克学说也因此被证明是错误的。 虽然拉马克学说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达尔文是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1831年，达尔文随海军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并采集到了相当数量的动植物标本。由于与动物学家Henslow和地质学家Sedgwick的熟识，使其接受了科学的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训练，为其后来的科学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海岸附近的一群小岛上，分别生活着许多不同种的燕雀，然而这些燕雀在外形等诸多方面的相似引发了达尔文的思考。他发现这些燕雀至少可以分为14种，并且每一种都未出现在临近的大陆上，因此达尔文相信，这些燕雀有共同的祖先，原始燕雀来到了岛上，其后代不断分化，逐渐分化成了不同种。 达尔文最终通过翔实的资料和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达尔文进化论学说： 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 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 达尔文学说的中心思想可总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从生物与环境的角度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最终导致了生物的适应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