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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问题中的家与国——评吴飞《浮生取义》 孙帅 (田鼠按：本文刊于《书城》2010年3月号，略有删减) 吴飞先生研究自杀已有十年之久，这十年正值中国自杀学方兴未艾之际，而今《浮生取 义》的出版又将中国的自杀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此前，吴先生已经写过两本关于自杀的书： 《自杀与美好生活》从思想史角度深入梳理了西方的人性结构和自杀观念，其中涉及到西方 的哲学、基督教、政治哲学和文学；《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则侧重澄清中国思想和现实中的 自杀问题，意在反思中国人的生死观和现代性处境。虽然现在这部著作是一项人类学的田野 研究，在方法上与前两本书有很大差别，但吴先生的问题和关怀却一以贯之。这三本书放在 一起，不禁让学术专业化禁锢下的我们深为惊叹，因为吴先生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学科间的限 制与成见，能够从多个学科切入自杀问题。在学术专业化和技术化日益严重的中国学界，这 种饱含现实关怀的跨学科研究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说，吴先生涉足多个学科让我们深为惊叹，那么他对中西之间关系的理解，则让我 们深感困惑。《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写道，要理解中国自身，就必须更深地理解西方传统和 它对我们已经形成的影响。而《浮生取义》对中国自杀的解读，更是以对西方的理解为前提 和参照。就研究对象而言，《自杀与美好生活》和《浮生取义》的差别恰是西方和中国的差 别，但也正因此，前者构成了后者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由此透露出的治学路径就是：若要 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西方。可是，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研究现代中国的自杀为什么首 先需要研究西方的自杀？既然是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得首先认识西方这个他者？ 这一百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日益被摧毁，我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视角也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在言说自己的时候，往往带着西方的眼睛来看自我，从而彻底遮蔽 了自我的真实面目。因为，任何迎合西方的方式都无法使我们看到自己，更无法回到我们的 传统和文化。既然这样，岂不是应该首先回避西方的话语，直接利用传统思想来研究我们现 在的问题吗？有很多学者走的正是这条路。可问题在于，现代的中国已不完全是传统的中国， 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也是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我们很难直接回到传统，更不可能直接动用 传统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问题。面对现代性的冲击，若只是出于怀旧而简单地诉诸传统，结 果必然会显得十分无力，不但不能生发出传统文化的生命，反而致使自身在时代的命运面前 更加脆弱。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西方已不是绝对的他者，而是在越来越多地构成 我们的一部分，不管是迎合还是回避，最终都无法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他者面前建立起 自信和尊严。 一 身处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思想？如何在现代性的挑战下回到并重构我们的传统和 文明？我想，这样的问题大概一度困扰着吴先生。而从《浮生取义》中，我们看到的，恰是 现代中国学人思想的一种可能性。这首先体现在第一部分（“导言”）：一方面是对西方自杀 观念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自杀理论的建构。 在《自杀论》的开篇，涂尔干就彻底解构了精神医学对自杀的诊断，从根本上否定自杀 是一种“个人的疾病”。在他看来，自杀并不能归因于个体的心理变态或精神错乱，而要归因 1 于社会的瓦解、过度或失范。自杀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个体身上有一种“致死的疾病”，而是 由于社会陷入了失衡状态，即便是利己主义自杀者身上表现出的忧郁、绝望、虚无和厌世之 情，也都是社会的产物。然而，涂尔干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后，精神医学取向的自 杀论依旧如日中天，不管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还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精神医学。 这样看来，精神医学和社会学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过，难道二者真的是水火不容吗？ 在《浮生取义》的开篇，吴先生就非常深刻地指出，二者在根子上是一致的。因为，它 们都假定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要么是精神紊乱，要么是社会秩序的紊乱（第24页）。为 什么会发生紊乱呢？这是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人性观，在人性的自然状态中存在着相互争斗 的神性和欠缺，任何一方的过分张扬都会冲破社会的约束，置人于死地。精神医学（特别是 精神分析）把这种争斗放在了个体的心灵深渊中，是自我与自我的争斗；涂尔干的社会学则 把它放在了充满张力的个体与社会之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