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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品种的委托代繁和共有权的行使 　　武合讲 　　武合讲律师对案例的点评： 　　本案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授权品种的委托代繁，二是品种权共有人对许可权的行使。 　　一、授权品种的委托代繁。 　　委托代繁因是否授权品种而不同。我国《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我国种子法律允许委托他人代理生产主要农作物种子。委托农民或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的，由委托方提出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委托其他经济组织生产的，由委托方或受托方提出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大康公司委托五谷公司生产“农大364”号玉米杂交种子，如果五谷公司申请领取了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其生产“农大364”号商品种子的行为就得到了行政许可，假设委托代繁的是非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其受大康公司“委托”而“代繁”涉案玉米杂交种子的行为就是合法的，符合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许可制度。 　　我国《种子法》规定，申请领取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依据上述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都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因为受被许可人委托，不等于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经得品种权人许可，所以，被许可人委托代繁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仍然是一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被许可人以“委托”的形式将授权品种的种子许可第三方生产，是变相的“转许可”。在本案委托代繁合同关系中，受托人五谷公司或委托人大康公司，均已构成了对农大和裕丰公司共有品种权的侵犯。 　　繁殖材料的归属决定是委托代繁还是转许可。委托代繁和转许可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委托代繁中的受托人是为委托人制种，转许可中的制种人是为自己制种。本案中，由于“种子标签”载明“农大364”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甘)农种生许字(2005)第0044号”，经营单位是农大和思农中心，而“(甘)农种生许字(2005)第0044号”《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名称为五谷公司，证明种子生产者和经营者不一致，五谷公司不是将生产的种子交给了大康公司，而是将生产的种子销售给了农大和思农中心，五谷公司对生产的种子享有所有权，是为自己制种，不是代为繁殖。 　　品种权实施许可的分类。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没有关于民事许可类型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实施许可一般分为独占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或普通实施许可三种情形。独占实施许可是指被许可人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对合同规定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品种权人或任何第三方都不得同时在该范围内具有对该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排他实施许可是指被许可人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对合同规定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品种权人仍然保留在该范围内的使用权，但排除任何第三方在该范围内对同一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普通实施许可是指被许可人在规定范围内享有对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同时品种权人不仅保留着在该范围内对该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而且还保留着在该范围内将该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使用权许可给任何第三方实施的权利。 　　大康公司和农大及裕丰公司约定：农大和裕丰公司将“农大364”的品种繁育、生产、经营开发权授予大康公司，双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将“农大364”的生产经营权授予任何第三方。证明大康公司取得的是排他许可权。但是，无论获得何种性质的许可，被许可人如要合法行使转许可权，则必须获得原许可人的明确授权。否则，任何许可权获得者不得行使转许可权。合同约定双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将“农大364”的生产经营权授予任何第三方，证明农大和裕丰公司禁止大康公司将 “农大364”号的使用权转许可。由于大康公司在获得了排他许可权后，既不是自己组织生产又不回收受托人生产的种子，而是以“委托代繁”的形式将生产经营权都授予了五谷公司，所以该“委托代繁”构成了变相的转许可。 　　企业不能成为委托代繁的免责主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只有“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委托代繁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免责主体只能是以农林为业的农民，不包括其他经济组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任何组织。一旦有组织介入，则“委托代繁”的性质将转化为“转许可”，从而架空品种权人的知识产权。因此，组织接受“委托代繁”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使整个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归于无序，使得任何获得某类许可权的主体均可以“委托”的名义而设立无数个“转许可”，这是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