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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以甲骨文为例，试析汉字与文化的关联 汤因比说，在诸多古代文明之中，古中国文明是唯一虽然遭受无数灾难却能延续至今、不曾灭绝反而不断出新的文明系统。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汉字的力量。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裘锡圭先生说，“原始汉字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它除了记录语言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汉字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价值。“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 下面便以几个甲骨文字为例，浅析汉字与文化的关联。 在青铜器未发明前，使用最多的工具是石制的斤与斧。斤的切面是横的，斧的切面是直的。“斧”原是“父”字，甲骨文作一手持拿石斧之状，斧头已经简化成一段直线。金文的字形就很传神，斧头上锐下圆。这是侧面的形象，因为只有切面才能发挥效能。从甲骨文与金文的字形，可以看出石斧原先不装柄，直接拿在手中使用。但这样打击时的反弹力容易伤到手掌，故而改为装柄使用。“斤”的甲骨文字形就是装了柄的石锛形。“父”字后来被借用为人伦概念，为了与本义区别，就加“斤”而成“斧”字。表示石斧的“父”字被用做父亲之称，有人以为是有特殊意义的，认为石斧是表示男性对女性，或父亲对儿女的权威。其实，它可能只表示源自新石器时代的两性职业分工。石斧是当时砍树、锄地的主要工具，甚至到青铜时代的早期，它仍然是男子工作的主要工具。母系氏族的社会，还没有对等婚姻制，子不知其父，由母亲负起养育的责任，并有效地控制子女的劳动成果。那时财产的继承权是经由女性，男子并不特别尊贵。孩子称呼母亲的多位伴侣或兄弟为父，只因他们是劳动成员，并不包含特别的可亲或可畏的成分，更谈不上权威问题。商代也还未分别亲父与叔、伯、舅等的关系，一律称之为父。到了周代其分别才逐渐确立。通过对“斧”这个字的考察，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诸多信息，也凭历史考古的既有的信息，推测出汉字的初始意义，这种推理方法之所以得以成立，便在于汉字是表意文字这一前提。 甲骨文的“釐”字，作一手拿着木棍，正在扑打禾束以脱下谷粒的情景，有时禾束还拿在另一只手里。“恭贺新禧”的“禧”应该写这个“釐”字。由此看出，商代正是以收获农作物的喜悦来表示生活幸福的意义。 中国至迟在商代就已用竹简作为书写的主要载体了。竹简宽度有限，而且一沾墨汁字迹就擦不掉。如果写错字，只有用刀把表面字迹刮削去掉，重新再写，因此“删”字就作一把刀在书册之旁之形，以表达删削之义。在纸张未普及前，书刀为文士随身携带的文具，故东周时期的墓葬，铜削常与书写的工具一起出土。刀币应该取形于书刀，而且反映出战国时代教育已有相当的普及率，因此市场上才有很多书刀贩卖。 甲骨文的“美”字作一人头上装饰高耸弯曲的羽毛或类似的头饰状。头戴装饰羽毛的帽子可增加美感。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们就知道借用他种东西来装扮自己，时代越迟花样也就越多。这番推考下来，我们对“美”这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美不是抽象的，抽象的才是人为的美，最开始的美是具体的，是事物本身散发出的一种魅力，由此可以得出许多原始、新鲜、甚至更接近真相的认识。 再有，文明之初，把敌人的头砍下来领赏，是古代各国普遍的野蛮行为，不是中国独有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就记载晋国的先轸不穿甲胄而进入狄人国界打仗，不幸战败而被割头。后来狄人归还他的头，颜面竟然还如活着一般。这种习惯还反映在古代的文字上。甲骨文的“馘”字，作代表头颅的眼睛被悬挂在戈上之状。头颅过重不便多带，所以对于不重要的敌人，不妨只截取左耳以为杀敌的信征。甲骨文的“取”字，作拿耳朵于手中之状。耳朵既能拿在手中，当然是已经被割了下来。战国时秦国鼓励士卒杀敌，以斩首多寡定功论爵，无疑是学自甚为古老的习俗。馘、取二字，直接来源于古代部落争战，尤其是“取”字，具有强烈的侵犯性、占有性，即便到今天，取字仍然是个敏感、危险的动作，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字的文化学、词源学来历，对这个字的认识无疑也更深了一步。 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了汉字与文化的血肉联系，而学者也能在此基础上触类旁通到其他问题的考证。比如，台湾学者许进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