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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摘要: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立法相对滞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一直是困扰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从学理上明确界定了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概念与表现形式，接着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及社会意义进行了阐述，最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条文，针对不同类型的非法证据提出了相应的认证及排除规则，并对规则存在的诉讼价值冲突进行了相应阐述。 　　一、引 言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问题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证据在法学界一向被视为诉讼的脊梁,是构筑诉讼大厦最为可靠的基石。 同刑事、民事诉讼一样，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裁判认定事实不但要靠证据，而且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是诉讼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知情权和质辩权的需要，也是保障审判公正的重要程序要求。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这些问题是行政诉讼中最容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界定 　　要解决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首先要对行政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做一清晰的界定。那么如何界定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呢?学术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众说纷纭，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它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只要具有这四种情形之一就是非法证据。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也有的学者则将违法取得的证据，简称为非法证据。非法证据与合法证据是相对的。合法证据必须是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以合法方法收集，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和来源，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非法证据则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合法性。《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及现场笔录。证据必须表现为这七种形式才具有法定效力。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该法第3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比较该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无权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以防止先裁决，后取证， 而人民法院却有此权限，收集证据的主体显然深刻影响着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否合法。因此，非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即可构成非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第59条、第60条分别对被告违反法定程序、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获取证据，及原告、第三人不依法定程序提供证据作了排除规定，可见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不合法即可构成非法证据。内容不合法的证据应被理解为一种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没有事实上的证明能力，亦构成非法证据，这是证据法常识。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上的合法证据应是证据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的主体以及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和手段方面均合乎法律规定的证据资料。而在其中任一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被视为非法证据。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从广义上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是较为科学和全面的。 　　三、 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 　　在行政诉讼制度中为什么要建立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呢?在诉讼中，当事人为了追求胜诉的结果，往往会向法院提供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难免和泥带沙、鱼龙混杂。因此，法院必须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必然价值取向，对于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动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 　　(一)排除非法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 　　现代行政诉讼不仅本身体现了公正、民主、法制的理念，也应使人们对这种经过正确程序获得的裁决结果得到信任和认可。一个根据威逼利诱、非法搜查、偷窃而获得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也难以让公众信服。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结果实现，更要通过诉讼本身实现，二者应齐头并进，不可偏废。 程序正义不仅能够约束和规范国家行政权的正确行使，减少执法人员的非法专断和主观随意性，为贯彻行政诉讼法治原则提供程序保障，而且更有利于转变以往行政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官本位的观念。 　　(二)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 　　对人的关怀始终是法学和良法的终极价值，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违法行为是行政诉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