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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欧诸国经济改革中若干问题的讨论 　　 【摘要】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与东欧诸国都开始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无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或先或后走向市场经济，这是共性。各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现实国情，不能一概而论。在改革过程中，也有所谓“深水区”。笔者想谈谈其中几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改革 经济制度 自80年代初，苏联在冷战中由攻势转为守势，其国内经济开始衰落，直至停滞。但使各国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却是“剧变”。在本文笔者不想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或是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只将剧变作为前提和背景 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方面广泛，很难一下给出完美的说法。只能略谈几点，管中窥豹而已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各国在改革时面对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的程度和特点不同。要谈论改革，就要弄明白旧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中对改革的不同影响。虽说改革前，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都是“计划经济”，但两者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人们现在经常强调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更深层次是的是经济类型不同。一种是古来既有，希克斯称为“命令经济”的类型。这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他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严格的、数学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没有最优化原则，仅以人们的主观意识，长官的个人需求或社会的某种道德激情来支配经济。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这种体制非常发达 另一种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上述“命令经济”是一种无法“及时纠错”的体制，除非旧的命令着退出，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变。而现代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造成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必须经过市场的调整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事先将一切计划好，避免接触市场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通过计算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解 这两种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大不同。命令经济不仅不人道，缺乏效用生产效率，其“无法纠错”的特性比计划经济更糟糕。计划经济在这方面有长处，起码是“次优的选择”。但反过来说，从命令经济这种无序状态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却容易产生无序变得一团糟。一般来说，命令经济的改革较简单，可以使用两种方式：一是放弃命令，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就能实现过渡，二是使用更精确的数理模型制定更精确的计划。这两种方式，无论使用哪种付出的代价都较小。因为命令经济本就是不科学非理性的，要拨乱反正，回复计划或市场都很容易 可是，对于有计划经济成分略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有点复杂了。通过改善计划，可以使计划更精确周密，越来越吻合完善的数理模型。但是，在“完美计划”上走得越远，要回归市场就越困难。使用数理模型计划的越精确，整个经济链条上就越环环相扣、紧密联系，计划一改变，整个经济系统会受极大影响 二、改革中的公平 这算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通常改革说的是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公平，一是效率。现在看来，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在效率方面，从人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观的感觉。这里说的公平是指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对等。一种体制把人束缚起来，同时又给人某种保护。如果体制所给与的束缚与保护是对应的，是平衡的，处于和谐状态，那么这种体制就是“公平”的。要摆脱体制，就面临摆脱束缚和失去保护。得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这就是所谓“代价”。如果失去的保护多于摆脱的束缚，人们就会觉得权利义务失衡，会感觉“不公平” 一些体制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或束缚多一些，或保护多一些。就“前计划经济国家”来说，对农民来说，中国、东南亚等国家对农民的束缚多一些。因此，在改革时，农民阶级会成为急先锋。苏联农民，在斯大林时期也受体制束缚很厉害。但苏联完成工业化后，开始反哺农民，1966年之后，全苏农民开始享有工资、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受体制保护更多一些。这种时候改革就会遇到阻力，增加了转轨的社会成本，降低了效率。对于那些失去保护多于摆脱束缚的人，就会感觉不公平 总之，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比苏联等国家更无效率，而中国对于农民束缚多于保护的体质更少公平。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较小。但这种效应是逐步减少的 三、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稳定 迈向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体制的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走市场经济就要建立市场竞争的制度。东欧国家建立这制度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要政府放弃一些权力，做市场的守门人就行了。价格自由化――开放物价，用市场规则取代计划，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产权私有化。公有制的国家，专向市场经济，要解决产权的初始配置问题。为此，东欧搞了私有化，中国搞了产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