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中郭沫若形象.docVIP

吴宓日记中的郭沫若形象 　　吴宓与郭沫若，是两种类型的人物。常人眼中，两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郭沫若是新文学、新文化的支持者，是时代的弄潮儿，是狂飙突进的一个人，是知识分子，也是政治活动家。吴宓是传统型文人，在文化和文学上持保守的态度，不喜政治，不愿意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终其一生，两人并无实际往来。可有意味的是，无直接交往并不代表两人无“交集”。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人民共和国时期，郭沫若的文学影响力及其在文艺、政治领域的辐射力，有时是吴宓回避不了的。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特殊时空境遇中，吴宓与郭沫若的“距离”愈远，两人的“交集”反而越多。吴宓日记中都留下了相关记载。那么，吴宓的日记记载了与郭沫若的哪些“交集”？呈现了一个怎样的郭沫若形象？吴宓对郭沫若的印象到底如何呢？ 一、民国时期的“郭沫若” 民国前期，两人分属不同的文学阵营。吴宓曾将郭沫若的创造社视为对手，但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对辩及论争。进入抗战后，吴宓专注于大学校园，而郭沫若则用力于救亡图存、争取民权等各种政治、社会事务。两人的“活法”不同，交叉点很少。《吴宓日记》（1910-1948）仅发现3条与郭沫若相关的记载： 1940年1月15日：孙君为一壮勇而精细之少年，曾从郭沫若等助办政治宣传部事，身历晋鄂桂各战场，又曾至陕北，述其中情形甚详。又论及郁达夫与王映霞二人伉俪间本质之矛盾 1944年5月11日：行见流寇将起，而郭沫若著论乃盛赞李自成之“农民运动”。……呜呼，吾侪真不知死所。今日所得温饱安居，便是多享福分矣！ 1948年9月12日：3-5乘汽车至中山大道（大智路口路北，对北平路）继诚烟号楼上新宅访曾昭正、章子仲夫妇。……述川大情形。似??由本性兀傲，不甚热心邀宓至川大任教。而钺且甚赞许白话及新文学，且佩郭沫若云！ 第1条日记是吴宓与人闲聊时偶然提及郭沫若，无足轻重。第2条日记是吴宓对郭沫若在“流寇将起”的时势中竟然撰文“盛赞李自成”的不解与不满。体现的是两人观察社会问题时，立场与观点的巨大差异。第3条仍是与人谈话时的顺带涉及郭沫若，且是第三人眼中的郭沫若印象。但间接透露的是吴宓对白话及新文学的不赞许、对郭沫若的不以为然。3条记载确实偏少，但基本可以看出吴宓对郭沫若的不理解或生疏，留下的是一个有隔阂的郭沫若印象 二、共和国时期的“郭沫若” 1949年后，吴宓仍是大学教授，只不过避居西南，变为“教育工作者”，且是一个有待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而郭沫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文学、艺术、教育、文化、思想领域举足轻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标杆和旗手。在人民共和国语境下，吴宓必然遭遇郭沫若 据笔者的统计，从1954年到1973年，吴宓日记留下了总共38条有关郭沫若的记录（后文会逐一提到）。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牵涉范围广泛，信息量丰富：从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到学术论著，从有关郭沫若的生活琐事到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从旁人对郭沫若的提及，到吴宓本人与郭沫若的直接“碰撞”。吴宓对郭沫若的关注、“阅读”和记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多方”郭沫若形象 （一）诗人郭沫若 1949年后，吴宓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有较多的被动阅读，对茅盾的小说有较多的主动阅读。郭沫若也是新文学大家，但吴宓对郭沫若的诗歌、小说、戏剧的阅读少之又少。遍查《吴宓日记续编》，只找到1条关于诗歌的阅读记录 1964年4月17日，吴宓至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中文系资料室求书“不得”，“乃至文科图书馆，以宓读书笔记付慰读，而宓读郭沫若《东风集》（一九五九冬，至一九六四岁初之诗）完。”吴宓是在“求书”而“不得”的情况下，乃读郭沫若的《东风集》。虽然读“完”，却无任何评价。这究竟为何呢？ 郭沫若没有鲁迅那样的在文学上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在1949年后也没有被摆上像鲁迅那么高的地位，不存在“被阅读”的状况，一也。郭沫若在民国时期与吴宓无直接“恩怨”，对吴宓来说，郭沫若的作品不存在像鲁迅作品那样，必须先去了解以之为自身辩护的出发点。因此，吴宓无主动阅读的动力，二也。郭沫若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都缺少像茅盾作品那样对吴宓的艺术吸引力，三也 郭沫若首先是诗人，以诗成名，诗歌数量在其创作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吴宓也是诗人，出版有《吴宓诗集》，及《余生随笔》《空轩诗话》等与诗歌有关的论著。诗人本应有心有灵犀的一面，或惺惺相惜之感。可惜两人分属新诗和旧诗两个不同阵营。吴宓对新诗素抱有成见。虽然自1930年代以来，他对新诗的看法已在调整，对白话诗也不是一味反对。进入1949年后，也是一再强调：“我反对的是不像诗的白话诗”（包含化解别人误解、免遭批判的动机在内）。但他即使接近新诗，更愿意接近的是徐志摩式的讲究格律和音乐美的新诗，而不是郭沫若式的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