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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 　　摘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事广为人们关注，然而迄今海峡两岸对于整个事情过程的认识都失之简单粗疏，对关键细节多有误解。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和考证，笔者发现，此事最初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1928年11月底，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决议以梅花为国花，报请国民政府核准。1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交教育部核议，教育部对内政部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以往多认为此议最初由财政部发起，因筹铸国币而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示国花，然财政部的申请在1928年底，远在内政部和教育部之后。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财政部的申请批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审核认为，梅花、菊花和牡丹三种花中可择一种为国花。1929年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于是否定为国花，要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2月8日，国民政府据此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作为徽饰。其实，早在1928年12月初，内政部和教育部拟定梅花为国花的消息见诸媒体，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原因是会上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与当时桂系所起“湘事”风波无关。整个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关键词：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国花；梅花 国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象征资源或常见标志，包含着国家自然资源和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等方面的宝贵信息，备受人们重视。国花大都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出于法定的少之又少，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的国花由国会决议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也非没有国花。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人们多称牡丹为国花。1927年南京蒋介石政权建立后，明确推尊梅花为国花，为社会普遍接受和使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一政治遗产为台湾当局所继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青天白日”“青天白日满地红”等“国家”标志按例受到排斥时，多以梅花图案“作弹性运用”，形成一定的惯例。尤其是“台独”势力逐渐兴起后，岛内人士对梅花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蕴含关注渐多，80年代初期曾出现“推广梅花运动”，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国花问题渐受关注，以梅花为国花的呼声一度最高，民国年间梅花为国花一事常为人们谈起，出现了一些相关史实的介绍文章。然而据笔者考察，海峡两岸的相关说法多只以当时党政机构的两三篇公文为依据，对整个过程的全面把握不够，对一些关键细节不乏误解。笔者综合当时政府公文、媒体消息和其他有关史料，广泛参考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考述，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整个过程 一、国民政府拟选国花前的民间舆情 现代意义上的国花评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的，最初人们多主张牡丹，也有因北洋政府设授嘉禾章，而认为“嘉禾”水稻是国花者。牡丹自古与君主威权、荣华富贵联系较多，自“五四”运动以来，受“反封建”思潮的影响，赞成者渐少，而梅、兰、菊等精神寓意鲜明之花渐受推重。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形式上基本统一，从此进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随着国家政权机构建设的全面展开，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徽和国花的讨论逐步摆到了议事日程。民间有关国花的讨论又一次兴起，1927年10月“双十”国庆节前，《申报“惟国徽、国花，虽勿逮国旗需要之繁，其代表国家之趣旨，要亦相若。每逢庆祝宴会之际，与国旗并供中央，自陈璀灿辉皇之朝气，亦盛大典礼必具之要件也，似不宜任其长付缺如。”该文认为牡丹浮艳，不足为国花，而梅、兰、荷“类皆恬退独善之旨，处今竞争剧烈、强食弱肉之世，而犹以恬淡相崇尚，在私人尚觉非宜，其可以是方国家乎”，因而主张“升菊为国花”，理由是：“坚劲傲霜，正符国人沉毅耐劳之美德；而菊号黄花，可喻吾黄裔；花于双十节，适应国庆之期，可备礼堂供养；而清季革命诸役，实以广州省城一举为最烈……今诸烈士合葬于黄花岗，恰与国花同名，亦足慰英灵于地下。”同时，也有人提出异议，主要顾虑菊花是日本国花，“我国亦以菊为国花，岂不互相冲突”。随着国民革命纪念节庆系统的逐步形成，人们更多地将国花与国庆等国家仪式相联系，菊花花期适值“双十”国庆节前后，从二十年代中期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以来，菊为国花的呼声越来越高，梅、兰、荷等传统名花虽间也有人主张，但远不足比。这是国民政府正式拟议国花前的舆论背景 二、以梅花为国花最先由内政部拟议发起 以梅花为国花，由国民政府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第18次会议首先提出，时间在1928年lO月26日。该委员会属于内政部发起成立的一个议事机构，由军委会、外交部、大学院（教育部）、工商部、司法部等单位派员参加，内政部长薛笃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