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域下公文写作的风格研究.docVIP

诠释学视域下公文写作的风格研究 诠释学视域下公文写作的风格研究 所谓公文，全称公务文书，主要在处理或联系公务时使用，属于应用文的一种，在文体、格式、措辞上有其特殊规范。在中国历史上，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公文的内容、形式以及体制也发生了改变。中国汉族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第一部古典散文集，按照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来看，公文被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十种。在十三经之一的《周礼》中，公文被归纳为六辞，即词、命、诰、令、祷和诔。汉魏六朝，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和成熟的时期，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独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随之形成。这些理论对公文写作起到指导作用，不仅对其主体、文体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公文写作的风格。本文试图以苏轼的《荐何宗元十议状》为例，从诠释学视域对公文写作的风格进行解读。 　　传统研究者认为，话语传达的是内容，风格特征只是被视为具有装饰作用的某种外在形式，这二者之间往往有着清晰的区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相互对立。但是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风格（style）的问题又在理论范畴内显得非常复杂，正是风格命题使得语言本身具有非透明性，这与话语（discourse）构造的基本特征有关。话语的叙述风格将会对意义的产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在怀特的代表性作品《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中说道：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这与米歇尔福柯在风格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只是作者偶然而为的修辞方式？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风格和它背后的话语构造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著名美籍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起到决定性推进作用，雅各布森非常重视语言表征的多重维度，针对这个两难的问题，雅各布森在其重要的文章《语言的两个面相与两种失语症》中这样描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 　　话语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或毗连性关系导向另一主题的。由于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为集中的表达，那么隐喻方式将是指称前种情形的最恰当术语，而转喻方式则适用于后种情形。在失语症中，这两种过程之一受到限制或是二者全然受到阻碍这种失语症的研究对语言学家尤具启发意义。在正常的言语行为中，这两种过程是持续运作的，但如细心观察则会发现，处于某个文化模式、个性和语言风格的影响下，两种过程中的一方会取得压倒另一方的优势。 　　在这篇文章中，雅各布森从语言病理学问题切入，并且获得诗学方面的突破，或许在选择隐喻和转喻这两个词语时，雅各布森并未非常明确，但这两种语义发展路线叫做什么，他似乎并不在意读者去追究，他似乎更加关注隐喻和转喻如何运作：对于隐喻，主要是基于一种相似性原则，在某些特定的词汇间进行一种等价的替换，这些词汇往往处在相同的句法位置，承担着同样的句法功能，甚至具有相近甚或相同的意义;转喻则是基于相关性的原则，在某些特定的辞项之间构合，这些辞项往往处在毗连性的句法位置，承担的句法功能不尽相同，它们相互缀联，然后形成了叙述语境（narrative context）。如何区分隐喻与转喻，我们不得不从运作上的不同特征来对它们进行识别和区分。相应这种区分和识别标准，为了对话语的基本坐标进行指认，我们可以把隐喻极定义为选择轴，相应地把转喻定义为结合轴。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著名的聚合-组合关系论（rapports associatifs- rapportssyn- tagmatiques）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做出论述，雅各布森的理论对此又推进一步，一方面，他指明了隐喻与转喻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对两种失语症患者的话语功能障碍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他向我们展示出文学、绘画、电影艺术等领域中的风格的那些指意（signifying）功能特征与两种失语症类型之间的某种同构性。 　　尽管雅各布森本人在文章中把隐喻转喻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仅仅指向文学，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理论仍然深刻启示了符号学等文学领域之外的学术领域，更因为该理论的语言本体论立场（雅各布森并未公开表明，这种立场只是潜在的），这一理论也很快被移植到诗学领域。因此，风格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命题，它还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且复杂的诠释学论题，只有将诠释学的视域，带入对话语的多义性质和内在张力的讨论，共时的、相对静态的话语结构，才有可能被转化和演进为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