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辨析.docVIP

诗可以怨 ——孔子“思无邪”与汉儒“温柔敦厚”辨异 在汉儒眼里，“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皆出自孔子之口，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作为“诗教”的“温柔敦厚”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大。直到宋代，朱熹不赞同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主张用“思无邪”取而代之。“朱子可似乎是第一个人，明白的以‘思无邪’为诗教。……在《诗集传》的序里论《诗》之所以为教，便只发挥‘思无邪’一语。……这是以‘思无邪’为诗教的正式宣言。”清人袁枚对提倡“温柔敦厚”的沈德潜说：“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载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虽然如此，许多人仍然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等量齐观，清代佚名《静居绪言》曰：“诗之为道曰‘思无邪’，为教曰‘温柔敦厚’，后世虽有不迨，乌可舍是而学？”包括朱自清先生，并没有深入辨析两者的区别，他说：“我们觉得以‘思无邪’论《诗》，真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温柔敦厚’一语更有分量；但当时去此取彼，却由于道学眼。其实这两句话一正一负，足以相成，所谓‘合之则两美’。”到了今天，学界固然公认：“温柔敦厚，诗教也”并非孔子的原话，但多数学者依然认定“它（温柔敦厚）反映了孔子及其门徒们的思想，却是毫无疑义的，后来‘温柔敦厚’也曾长期地被作为孔子的诗教来看待。它正是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在文艺上的反映。” 作为一种儒学的新形态，两汉经学与原始儒学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这是不争之事实。在诗学观念方面也不例外，比如两者同样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然而，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这个区别究竟有多大?相对而言，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孔子诗学观和汉儒诗教观的对比，以凸显儒学诗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和两汉时期的不同特征。 一 《礼记·经解》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按汉儒的理解，《诗经》的特征及其教化效果可概括为“温柔敦厚”。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诗源辨体》）与“温柔敦厚”相联系的是“依违讽谏”的观念。《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注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孔颖达疏曰：“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不自知其过而悔之。”在长期的封建专制时代，占据文坛统治地位、主宰诗歌创作的正是这种诗教观。宋人杨时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犹不可无。”（《杨龟山集·语录·荆州所闻》）明人许学夷云：“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委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清人潘德舆云：“凡作讽刺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养一斋诗话》）从上论不难看出这种诗教观绵延之漫长和影响之巨大。 这种诗教观与孔子“思无邪”的诗学观念大相径庭。其实，在孔子眼里，《诗》中有怨，亦有怒；在孔子的诗学观念中，诗可以怨，亦可以怒。 孔子对《诗经》的整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关于“思无邪”后人有许多争论，按我的理解，不论“思”是发语词抑或是“思想”，也不论“无邪”是“不斜”还是“诚”，“思无邪”乃是说：绳之以孔子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诗经》中没有不合格的篇章。 《论语》中论述《诗经》的内容不少，但涉及对《诗经》思想倾向判断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孔子对“郑声”的厌恶，《论语·卫灵公》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既然《诗》三百是“无邪”的，显然，《诗经·郑风》与“郑声”不是一个概念。《郑风》指郑地流行的健康的民歌，而“郑声”指郑地传唱的不健康的民歌，两者有“邪”与“无邪”的区别。在孔子眼里，如果《郑风》是乱雅乐的淫诗，孔子即使无权删改它，也不至于去褒扬它。对于《诗经》中的爱情诗，汉儒采取歪曲之法，不敢正视。朱熹敢于撕破汉儒的帷幕，但认定它是“淫诗”。其实，在孔老夫子眼里它们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没有逾越“无邪”的栅栏。 二是孔子对《诗经》社会作用的估价。《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