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思想文化的成长.pptVIP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春秋战国（BC770——BC221年）历550余年的“大时段”完成了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由“家天下”的分封制转变为“私天下”的郡县制的“大变局”转化。如果把春秋之前与战国之后的两个王朝拿来比较，即把周幽王的统治与秦始皇的统治作比较，就会发现历史似乎确实有“断层”，尤其在社会政治领域诸如政权的构建、君臣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等等方面，简直是无法作比。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这就涉及到了历史研究的两个方法论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大时段”论与福柯的历史“断层”论。关于这两大派观点的不同以及争论的激烈，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当我们用春秋战国把前后两头的历史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既有“大时段”的积累，又有“断层”的飞跃。“断层”出现在“大时段”之后，没有这种“大时段”的“大变局”，就很难感觉到历史的“断层”。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历史“断层”的出现是历史“大时段”所带来的大变局的必然结果；有了“大时段”使“知识考古学”有了意义，有了“断层”说使历史分“大时段”获得了支点。所以说，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讲，他们二者应该统一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自从夏启建国以来，中华民族发生“大变局”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另一个是明末万历后期即17世纪以来到中华民国建立。第一个“大变局”导致了以一姓皇帝的“私天下”取代了贵族共有的“家天下”，第二个“大变局”导致了以代表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党天下”民国制取代了以一姓皇帝的“私天下”王朝制。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当然第二个“大变局”之后，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时间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前30年主要是斗争，后30年重在建设，现在努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中国化，一心要由大国到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大家有深切的感受，但不是我们讲座的内容。 大的外来思想文化对我们传统的影响也有两次，一次是佛教，另外一次是西学。前者是纯思想文化的影响，后者则以先进的文明为载体，所以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春秋战国的巨变，首先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牛耕技术与铁器推广带来了农业经济的深刻变革。所有权领域出现了“私田”现象。与之相应，国家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诸如“初税亩”、“作丘赋”等。私有土地的合法化，这从经济细胞方面引发社会结构的裂变。其次，政治上的称霸实际玩的是经济牌，先后出现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都是以经济实力强大为基础的（宋襄公不信这个理，结果被时代愚弄）。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怎么才能使经济强大？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变法改革。这种源于经济而表现为政治的变法运动，不仅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增长，同时使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使社会的阶级与阶层重新整合。这个过程是对传统社会的解构。第一就是原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上王权被“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亵渎，周天子的君威日渐消弱，乃至名存实亡。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春秋时期是设法消弱王权的时期，战国时期则是新兴君主力争权力独有、威势独尊、处事独断的权威重建时期。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王权观念重新整合的时期。前者是王权解构，后者是君威重塑。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其次是所有的贵族、平民以及奴隶都面临出路的选择。社会阶级与阶层进入重新组合与构建的时期，原来的旧贵族在挣扎着，新兴地主阶级诞生后日渐强壮，农民的队伍在扩大，自由民或挤进小地主的群体，或变成农民，奴隶的群体在萎缩，“工商食官”的传统局面也出现了变化，手工业者与商人摆脱官府自谋生计，推动了经济型城市的快速形成，并使自己慢慢地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市民阶层。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最后是作为贵族阶层的底层，排在王、诸侯、卿大夫之后的“士”由于社会的动荡而被从尊贵的“学在官府”、“王官之学”的位置上游离出来，进入了“民”的群体，当然士、农、工、商，为“民”之首。这也叫“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吧。不管如何，脱离了官府而游离于社会的“士”阶层的出现，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提供了首要条件。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有系统思想主张的不过五家，这一点司马谈基本看到了（见司马迁《史记·论六家要旨》），把它概括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而名家与阴阳家也只是有些零碎的主张，真正有思想体系的唯道、儒、墨、法四家。 但后来的刘歆在《七略》中提出“九流”“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接受这个观点），在司马谈六家说的基础上增加农家、纵横家与杂家，成为“九流”（可惜没能增加兵家而成十家），另外再增加一个小说家成为“十家”。 第四讲：思想文化的成长 不仅如此，刘歆还提出了诸家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道出于史官，儒出于司徒之官，墨出于清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