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的根本区别”.docVIP

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的根本区别 我所说的中华学问，指的是中华民族在自身合之道文明生长的漫长历程中，围绕着解答和应对动稳交织的现实人生、复杂社会、天下自然等重要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追寻、演进、升华、凝炼所形成的一套以寻道立身为学、以综合笼统治学、以知行思用一体立学、以学而优则仕安学的“高大全”思学研用大一统存在体系。所谓西式学术，指的便是当今中国现有的和世界通行的独立化、分科化、精细化、规则化、纯粹化、学理化的西式学术研究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形态群体等。 总体上看，不管我称之为学问还是学术，也不管各自主观服务于自身文明的意愿是否直接强烈，在客观事实上，她们二者，一个显然是为中华合之道高超文明服务的，一个则不能不在实际上充当起了西方社会或者说西方个人集群之大脑的角色。她们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截然不同的特性、以及很多时候格格不入的反向而动，都是由这种始终就难以贴近靠近的道之不同所决定的。 具体来看，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主要存在着六个方面的重大区别或根本不同。 中华学问，在总体上是一种旨在求大道的思学研 用努力，其所追求的道本身便体现着知行思用的统一与规律不规律的合一；西式学术则在总体上基本是一种仅仅单纯追求认知规律的体系，其根本没有强烈的为天下寻大道之意愿和最终依赖共尊大道来整合全部层级人员的坚实基础。中华学术，紧紧围绕着求同、求统、求共、求总、求和、求合的出发点和目标取向展开；西式学术，则是以求专、求精、求细、求异、求自构、求突显、求超越、求不同而设学的。 这种根本不同的立足、根本不同的视界、根本不同的取向、根本不同的逆动过程、根本不同的追求目标、根本不同的形态构成，决定了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然不同的两套思学研用体系。用一句“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所以，今天有人想在舶来的西学体系下，重整历史悠久的、为统合天下思行而寻道治学的中华学问美好河山，到头来只能是与虎谋皮、四处碰壁。 中华学问，融合在大一统的集权体系内，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伴生在并配合着依道拓展文明的世代总体工程中的；西式学术，则是独立划地自享、相对超脱在现实社会进程与权利系统之外的。正因为如此，中华学问系统，以结合、融合、贴合、粘合、为用、致用、有用和对天下人世人生的大效用见长，以对整个文明拓展所作出的现实贡献为最高评价标准。而不过分强调、或者更确切地说，客观上还拟制着其自身学人们的私己、独立、分体、自为、自享。这种极为不同的构成方式与存在形态，决定了中华学问人必须要有舍己以为天下的理想，要有虚怀若谷的胸怀，要有以更大现实自然法则整合自我思行所持原则的超然理性和决然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每一个学问者，都是在自己思行知用的一体努力中，完成着从寻求真知、坚持履行到自我否定、自我升华融入大道的全过程的。西方学术，则只是单向度地实现着追寻与构建，而将检讨、否定、进一步提升、融入更高大体系中的任务，抛给了后来人、交给了后面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去了。所以，从某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华学问，让投身其中的人们，在面向现实世界终极统一的追寻中，以自己的不独立、不完整、不纯粹，成就了对天下人类的完全彻底之面对、之关怀、之追寻。从另一角度看，他们以一种从自学体认、到确认形成、再到面世否定与修正之完全完整的过程，在激发出思想的惊涛骇浪之后，又以自己主动皈依客观结果的统合理性，为八方万流汇聚入海，贡献出了自己作为一份子的点滴力量。这种面对、关怀、追寻的宽厚胸怀，或者舍己、奉献、自正的复归平静；这种从过程上看每个学人统统走过的得我又弃我以成全大我天下之跌宕起伏，在最终客观结果上，既使学问人自己们从自我构建、自我完善中解脱了出来，得以出乎其外，变得超然豁达了起来，也使得中华学问在总体上，最终总能依赖自然而然之自然现实整合力，实现所有人、一代又一代人各种不同思想行为的九九归一。所以，可以说，中华学问，是能够使学人超越自己、走向社会大同的阶梯。她是中华文明总能在各个方面走向和实现“大一统”的催化器。她在努力促成这种全文明共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甚至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改变自己根本学理追寻以顺应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不是一种学人、学问的失节，而是中华学问极其难能可贵的双脚转换和终极完满。 中华学问采用的是综合、笼统、高远、恢弘、实 事求是、抓大放小、全面贯通、格局理性、以问题牵引思行、知行思用合一等治学方式方法，西式学术秉持的则是细分、解析、绝对、隔离、定律、实证、科学理性、按对象独立特性分科、执着于思想认识超越的相反模式。与西学总是强调具体、细节、精确、专业、边界、实证等不同，中华学问始终抱定的是一种“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之高远、大全站位和信念。她所最多关注的，也总是天下、事态、势、态、局、局面、局势、度、均衡等全面动态稳定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