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资助，一个战士的“希望工程”.docVIP

六年资助，一个战士的“希望工程” 　　路培良自从他一踏入军营就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希望工程”。 　　他入伍六年，他的“希望工程”就坚持了六年。 　　他把从自己有限的津贴和工资中省下来的近2万元，捐给了三名失学的少数民族学生。 　　捐助三名失学学生达六年之久，对于一个收入高、家境好的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路培良这样一名失去父亲、家庭都难以维持生计的战士来说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路培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沉甸甸的希望…… 　　1997年5月，在一次助民劳动中，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吸引了几名穿着破旧的维吾尔族儿童前来观望。劳动间隙，战友们纷纷与这几个儿童逗笑取乐，然而路培良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当时他挺纳闷，看着这几个都已经过了上学年龄的儿童。今天是星期几呀!也不是什么节日，为什么没有上学，到处玩耍呢？通过与驻地附近村民交谈，他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些孩子都是因为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学。 　　晚上，路培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那颗被刺痛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些失学儿童的身影，想起了自己失学的时候得到的那些帮助，想起了那些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一想到自己得到那些爱护，再看看眼前这些失学的孩子，他的心里难受极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要为这些失学儿童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他心里默默地说：“小古丽，我一定要让你重返校园读书”。 　　1997年3月，经过双拥工作办公室的同志介绍，路培良终于和库车县第三小学取得了联系，先是和左热古丽结成“一帮一”助学对子，从仅有的61元津贴费中每月拿出20元钱资助左热古丽，使小古丽重新坐在了明亮的教室。使维吾尔族小姑娘重新回到了自己心爱的课堂，融入了琅琅的读书声中。 　　1998年6月1日，在库车县第三小学师生的热情的邀清下，路培良参加了他们的校庆日活动。在与校长的交谈中，路培良了解到，学校还有许多像左热古丽这样的失学儿童，他们正等待着更多有爱心的人去关爱。 　　回到连队后，他立即向连长和指导员建议，由他和全班同志又对两名失学儿童资助100元。在他的激励下，战友们开始为失学孩子结成了“一帮一”对子。 　　1999年12月，路培良转为士宫后，他把资助捐款由原来的每月50元增加到100元。2000年3月，他又每月抽出50元，资助库车县林基路小学失学儿童阿曼古丽、米热古丽，用爱心去点燃她们心中的希望之灯。 　　做好事是容易的，难的是坚持下来。但路培良从来没有间断对这几名失学儿童的资助。 　　1999年9月，路培良的姐姐患了重病住院，住院费需要二、三万元，一贫如洗的家庭怎么也拿不出这多钱。路培良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从小就失去父亲的路培良对姐姐的感情之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可是当他打开存折时，才发现里面只有几百元了。没有办法，他东拐口西借，向十几位战友借了1万多元寄回了家。到了新学年该给失学儿童寄钱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身无分文。战友们都劝他说“算了吧，你能坚持这么久了，一两个月不寄也无所谓”。可他难过地说：“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如果他们收不到钱，一定以为我以后不会再资助她们了，这对她们是多么大的伤害啊!”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借来100元钱按时寄出。 　　1998年“六一”儿童节前天晚上，路培良在与左热古丽所在学校校长电话交谈中得知：学校规定明天每个学生都要穿上校服，参加升旗仪式。路培良才猛然想起左热古丽还没有校服。这下子略培良慌了，当时都已经晚上11点多钟了，如果别人都有校服，而只有小古丽没有，她的自尊心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啊!于是他请了假去买衣服。可卖衣服的商店早就关门了。他一连敲了十几家门，人家都没有开门。正当路培良泄气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了一家裁缝店还亮着灯。他赶忙跑过去，对人家说明了情况，人家才答应给做了。第二天一大早，略培良跑到店里，把衣服取了以后，就赶快往左热古丽的学校跑。马上就要升国旗了，其他同学都已经穿上整齐的校服在等着了。只有小古丽没有校服，还枉那儿独自一个人抹眼泪呢。这个时候，她的路叔叔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为她送来崭新的校服，左热古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扑到路叔叔怀中，畦的一声哭了出来。 　　在略培良的帮助与鼓舞下，左热古丽刻苦学习，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一个人只要把爱心献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们，他就能够得到真减的回报。每逢开学和节日，学校都要邀请他去为孩子们演讲，而每一次左热古丽来部队来看他，临走之时，也总是依依不舍。而孩子的父母也多次到部队来看望路培良和他的战友。这些被他资助的失学儿童，个个积极上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阿曼古丽和米热古丽在他的资助下已升入中学，1999年9月，左热古丽也将进入中学。 　　孔繁森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