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和胡适先生.docVIP

我与胡适先生 作者：周汝昌 　　忠厚之者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26年之久（1921—1947），然而胡先生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钞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借给我，或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　　甲戌本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国际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借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大意）。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消了（仍主卒于壬年）。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个大“×”，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孙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作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梦楼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乃曹寅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