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关村.doc

 ?回顾中关村立法?周旺生2001年1月1 结缘中关村立法 在以中关村条例起草工作为核心的中关村立法过程中，我是以双重身份参与其中的。一方面我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委托和资助，组织有关学者和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承担了题为“中关村立法研究”的课题，以研究成果为中关村条例的起草作同步性的理论服务。这是我参与中关村立法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我由中关村管委会推荐，被聘参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的中关村立法工作小组，并被委任为起草班子或称起草小组副组长，自始自终直接参与条例的整个正式起草工作。这是我参与中关村立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蒙领导和起草同仁的厚爱，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重视，对中关村条例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参与方式，被称为“专家深度参与”。 我参与中关村立法，先是由于我的两个学生王燕平和傅中与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的联系所致。之后，1999年夏秋之际，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主任赵慕兰和研究室的谢强华，先是电话约请，继而径来北大造访，要我就中关村立法问题谈谈看法。从那时起，就可以算是揭开了我的参与中关村立法的序幕。 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直接进入角色，思考着中关村立法的方方面面，但我那时对中关村立法的未来进展，却是未敢报有多高的奢望。国内立法中普遍存在的拖拉滞后的积习，不谙开掘专家资源特别是拙于识别和延揽果真能够保障立法高效且有质量开展的真正专家的通病，早已是见多不怪了。我想，中关村立法在这些方面大抵也难与其他许多立法有多大差异，从赵谢二位的造访，到领导们作出决策，再到正式聘请所谓专家介入，恐怕也需要耗费不少时日。旋即我便离京赴香港讲学。 但是，这一次中关村的决策者们在处理专家与中关村立法的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明智和果决，却是着实与时下的普遍境况俨然不同了。我在香港滞留仅仅月余，期间管委会赵慕兰和小谢仍然多次与我联络。返回北大之后，慕兰和小谢就传来管委会有关领导的明确意向：希望我们组成一个能胜任中关村立法的专家小组研究和参与中关村立法。接着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和主任陆昊先后与我正式约谈中关村立法事宜。任冉齐副主任向我描述了一幅中关村美好未来的图景，他很健谈，所谈又很生动，使我颇受感染，产生了要通过参与中关村立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来促使这幅图景尽快变为现实的强烈意念。陆昊主任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据说是北京市最年轻的独当一面的正局级官员，但他的所谈所见却不仅表现出青年新锐的开明新颖的理念，也显露出与其年龄不相吻合的稳健和务实。他们对中关村的建设和发展与中关村立法的联系十分敏感，并准确适时地把握了这种联系。没有他们的明智和慕兰、小谢的韧性努力，就没有我与中关村立法的结缘。 正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促动的背景之下，确立了由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委托专家实施的“中关村立法研究”课题，形成了承担这一课题的中关村立法专家研究小组。专家组由我负责，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和张守文教授为专家组成员。 这里需要说明，起先曾经打算由专家组接受中关村管委会的委托，起草《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草案）专家稿》，以供决策方面选择或参考，并聘请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和北京大学杨紫煊教授担任专家组顾问。专家组确定的“中关村立法研究”课题和条例起草的主要目的和目标在于：1、为决策方面提供可以采纳或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参考的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法治环境前提和基础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草案稿，为决策方面提供可以采纳或至少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法治环境建设的方法和路径上的新范式。2、中关村立法是众多方面的厚望所系，所要达到的目标很高。这个目标的下限是，至少明显超出目前国内各种同类立法的水准，为全国此类园区的立法发挥示范作用。更高的目标则是提供世界一流科技园区所应具备的法治环境基础，满足把中关村园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需要，并为中关村园区在推动北京、拉动全国、联结国际方面发挥良好作用服务。作为中关村立法的重要成果的中关村条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应用价值和理论可靠程度方面，在解决中关村的特殊问题和具有对外衔接的普遍性方面，都应当具有上佳特色。 专家组同时 后来，由于在专家如何参与立法的问题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关村立法领导小组的决定，专家组和管委会放弃了独立起草中关村条例的打算，遵循专家和起草工作小组相结合的方式，组成共同的起草班子。这样，我和史际春、盛杰民、张守文教授被聘为市政府法制办的起草工作小组和起草班子的成员，我被委以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证中关村立法能有与建设一流园区相适应的质量，我们四位教授在中关村管委会的资助下，在参见起草中关村条例的同时，还继续承担“中关村立法研究”的课题，我为课题组负责人。另外，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的条例起草小组组长张引主任，也负责主持另一个研究中关村立法的课题。 2000年1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