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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转载 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良好的平台，让弱 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2012年3月23日，浙江嘉兴电视台在《今朝多看点》节目中 采访了一些市民，询问他们对最近油价上涨的看法。一位男子 面对镜头说：我能说脏话吗？记者问：你比较愤怒是吧？男子 说：不能吗？那我就没话好说了。此段视频被传至网上，引发 一场大面积争论。视频中的男子亦被网友幽默地称为“愤怒哥”。 “愤怒哥”因何而愤怒？是因为油价上涨吗？油价上涨肯定 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话可以好好说呀，何至于非用 “脏话” 来表达愤怒？所谓 “脏话”，无非是与生殖器有关的带有侮辱 性的语言。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说脏话？往往是在对方不讲 理或没道理好讲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过就 骂。 “脏话”成为弱者的武器。 “愤怒哥”之所以愤怒，也许 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讲道理之不可能，只有一句喷薄而出的脏话， 才能表达他此刻的不满和愤怒吧。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不要讲脏话”，因为 “脏”字本身就 带有道德规约性。但在日常生活里，脏话依然是满天飞，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作家赫塔·米勒发现，一个 人如果长期处于环境的压制之下，那么这些经历就会逐渐改变 我们，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 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往往就是语言的粗鄙化，行为的流氓化。 比如米勒就发现，处于贫瘠状态的人们特别习惯于随地吐痰， 这些绿色的痰迹与城市的贫瘠几乎密不可分，没有人会觉得恶 心。 “在一个把冻在一起的泛着蓝光的红色鸡头和鸡爪子当肉 吃、蟑螂在食品店中爬来爬去、老鼠在住宅区前的垃圾桶中窜 来窜去的国家，谁还会觉得人行道上的痰迹恶心呢？恶心已经 不存在了，因为令人恶心的事太多了，人们已经麻木了。”还 有，人们会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身体，做身体要求他们做的 事情。她发现很多罗马尼亚男人走路时习惯于搔自己的阴囊， “这个动作已经如此平常，以致它成了男人行为举止的组成部 分”。就像pula这个词（相当于德语中的 “屌”），人们可以 很自然地挂在嘴上，遇到任何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都可以pula 一下。但这些词在官方媒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它们只存在于 日常生活里。 “我一直妒忌罗马尼亚语的生动性，”米勒说， “如果我骂人，就一定用罗马尼亚语，因为用德语骂不出这么 花哨的效果。在德语中这些词也都存在，但它们不好使，它们 沉重而猥亵。”这些秽语最终变成了一种紧张生活的缓冲剂， “我相信，它们能帮人活下去，让人能够忍受饥饿与丝绸的疯 狂。” （《饥饿与丝绸：日常生活中的男女》） 在一个沟通良好、有道理好讲的条件下， “脏话”往往没 有用武之地。因为 “脏话”本身是一种攻击性的、拒绝沟通的 单向性语言，它一旦出口，就堵死了交流的可能。 那位 “愤怒哥”虽然最终没有在镜头前说出脏话，但他用 那种迂回的方式所传达的压抑与愤怒、反讽与自嘲，却比说脏 话本身还有效果。于是，一件本应理性交流的民意调查，最终 演变成了娱乐事件。也许有人会说：难道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不 是更有效果吗？它在传播上的确具有先天的优势，但越是传播 得泛滥，越让人觉得理性的匮乏和交流的无望。这是很可悲的。 正如赫塔·米勒所说的，“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 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这种 “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 处生出的噱头”，不仅模糊了娱乐与羞耻之间的界限，更阻碍 了理性与建构的通道。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 良好的平台，让弱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信仰的力量在于使人感悟到理智无法领悟的东西，但没有 心灵和思想自由的感悟却会使人陷入狂热和盲信 2012年3月24日，美国的无神论者和其他非宗教信仰者在华 盛顿举行了 “理性集会” （Reason Rally ），号称是 “世界历 史上最大的一次世俗运动集会”。这场集会高举的是 “理性” 的旗帜，似乎在延续文艺复兴后17世纪的 “理性”与 “信仰” 之争，但其实更是美国当前政治生态内部矛盾的一种显现。 在美国，宗教保守的民众一直是共和党的基本支持群体， 而常常遭到忽视的是，那些非宗教信仰的民众已经成为民主党 可以依靠的选民。2008年大选时，非宗教信仰选民支持奥巴马 （民主党）和麦凯恩（共和党）的比例是75%比23%。那些 “从 不上教堂”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16% ）支持奥巴马和麦凯恩的 分别是67%是30%。 尽管在美国不难找到保守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派的福音教 徒，但在 “世俗进步人士”与 “宗教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