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制造者”批量“造神童.docVIP

3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上海市番禺路一家培训学校里，仅能容纳20人的小教室，坐满了稚气未脱的儿童和陪读的家长。 讲台上，77岁的张政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一道上海市中考考卷中的8分题，问：“哪个小朋友会做？”“根号平方，因式分解。”由妈妈带着坐在第一排的向昭屹扯着嗓子喊道。这个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6岁孩子，在培训班学习半年，已能熟练地解答带根号的二次三项式。而在幼儿园，他与同学一起学习自然数的加减法。 离这里几条街以外的襄阳南路，张政的长子张方也在家中给高三学生补课。把孩子送进张政父子培训班的家长们初衷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知道张政父子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奇经历。 “从小学到高中”只用了3年 在一个装满老教案与资料的纸盒里，张政保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在1978年，14岁的张方考入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时与少年班同学的合影。“这个是张方，这个是宁铂。” 宁铂的成名，缘于一封举荐信。1977年10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写信举荐他朋友的儿子、天才少年宁铂。不久，宁铂与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8年大年初二，在那篇报道的启发下，张政给中科大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当时正在永嘉路小学读六年级的张方，在他自创教育方式的教导下，已经能运用微积分解数学题。张政则是一所学校的勤杂工，业余在一些小学代课。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选拔考试没问题，张方的政审却没通过，因为张政夫妇在“文革时期”是“四类分子”。最后，在方毅副总理的批示下，张方得以入学。因为“出身”原因，张方有段时间不愿意去学校。张政只好自己教育张方，张政是一名师范毕业生，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用自己摸索出的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教儿子。 其实，早在1953年，在工农速成学校教学时，张政就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的钝感，“比教小孩子难多了”，他由此判断，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 从1973年到1976年，仅仅3年时间，张政就完成对张方从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教育。张政说，当时教张方读书，并没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他仅仅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比张方小两岁的弟弟张量没能享受到与哥哥一样的教育，因为张量到入学适龄时，张政已找到工作，成为一所学校的勤杂工。 张政说，对于张方，他的教育方法是，首先是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各门知识就这样贯穿起来教。“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张政感慨说，“我们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不能太机械，教育要尊重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 “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有4800道题目，我大概做了3800道”，现在回忆起幼年那段生活，张方一副轻松的样子，“这本书的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他补充说，“我那时记公式从来不硬背，都是靠推导。” 曾被误读为现代“仲永” 在外人眼里很神秘的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实际上只存在了4个月。之后，“少年大学生”们被分到各个系里去。 班主任汪惠迪本来是教数学的，当了少年班班主任，更多扮演的是保姆角色。煮鸡蛋、冲牛奶，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是她的主要工作。张方刚到学校时特别想家，甚至向汪惠迪打报告要求转到复旦或者上海交大读书。汪惠迪给张方母亲打电话求救，张母5月份去合肥看了他一次，才平息这场转学风波。 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府，中科大经常会有各种讲座。吴文俊、马大猷这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每次来讲座，必会与少年班座谈。张方说，那时他们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和礼物。 更大更集中的好奇来自媒体。为了加强传播效果，少年班学生在媒体上的形象有意无意被夸张，宁铂更是被塑造成“神童中的神童”。当年与宁铂、张方是同学的崔小金回忆说，虽然都是少年班出来的，宁铂和张方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后来出家的宁铂是那种“在人格上、理想上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特别看不起为学历而读书的人；而张方，则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唱着邓丽君的歌的时尚青年。 张方说，自己的成绩当时不好也不坏，每到考试前的一两周，抱着书突击一下基本上都能及格。大学四年，他看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还在舞厅里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另一件让张方得意的事情是，他和几个同学无师自通地用高频三极管做了一个电台，又在宿舍的楼顶架了个天线，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