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笔谈之五.docVIP

　　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笔谈之五 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 理论 基础，着力探讨 历史 上人类 社会 与 自然 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也有紧张对抗的一面，而后者往往倍受环境史学家的青睐。自然灾害因此而成为环境史 研究 的重要 内容 。 对人类来说，所谓自然灾害，是指因不可抗拒或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诸如火山、地震、干旱、洪涝、沙尘暴、泥石流、虫灾、瘟疫等)或人为因素(诸如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自然变异，从而导致严重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命、健康、财产和栖息环境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是天灾与人祸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在环境史学家看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历史，是自然被改造和被破坏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自食苦果和需要自我反省的历史。因此，大量环境史著作都是以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人类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作为主题，以警醒自诩为“自然主宰”的人类，并倡导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往往是环境史学家要着力探讨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环境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部名为《上帝的行动：美国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的历史》的著作。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灾害 问题 就一直存在，这可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 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 目前 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 经济 发展 、 科技 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 自然 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 工业 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 问题 。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 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 应用 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 研究 。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社会 制度与灾害。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