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docVIP

2013年春《考古学导论》。而一位伟大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总是在人类知识或思想最黑暗的地方，点亮一盏明灯，指示了某个时期某些人的人生行程。苏秉琦先生无疑就是那些穿凿历史黑暗的人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考古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让垃圾唱歌的学科，而在这个看似辛苦、枯燥的学科上，先生让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亮和热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作为集结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贡献的三本书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 先生在著作总提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大一统史观、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三位一体，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大一统的观念是老传统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大一统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叙述，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在这种标准里，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称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统的时代则被称为反面的乱世，“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成为最主要的线索。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汉族中心主义，例如，宋代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里写道：“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国的历史中，永远只能见到中原的宫廷内斗，而所谓的四夷之事则一带而过；文化自然也是由中原而向四周传播，因此我们的历史知识是单线条的历史。虽然在这片土地之上，曾经如走马灯式的有很多的种族与民系生活过，而他们的历史痕迹，他们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失于中原汉人的大一统之中。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遗迹我们并不关心，那只是灿烂中华文明中微不足道的灵位，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中不起眼的一点浪花，这种思维，先生是学界中人，自然体会得最为清楚不过了。对于新发现的文化遗迹，不管适不适合，总是将他们纳入中华大一统之中，总是与中原文明相比较，合则欢欣鼓舞，证实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源远流长；不合则遮遮掩掩，甚而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的文明起源研究和我们的历史研究，总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打转，总是无法突破，也就其源有自了。 而后一个怪圈则是近百年的新陋习了。自上世纪三十年马克思提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之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更是在历史学界一统天下，成为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一切都要归于这个理论之下，套用该理论的模式，从而建立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已经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流毒遗害至今。读当时甚至现在的历史著作，只要出于大陆学者之手，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可见出马克思社会理论影响的痕迹。观念是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的，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独特发展的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则是基于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观察而提出来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一切国家的发展都应遵循着这个规律，任何国家民族文明的发展都概莫能外。就是僵化，只抱持着固定的观念，而拒不承认现实对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视而不见，即使关注到，也是削足适履，对考古证据按其所需去适应着理论，而不是以考古证据去修正自己的理论。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也严重地妨碍着中国的历史研究。。 面对一堆让人无从下手的考古发掘材料，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天书”，先生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条件下，自己摸索出一套理论，没有局限于大一统的思想，而是提出商周不同源的观点。经过四十多年新的工作与资料的积累，先生对于这一课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对于鬲的消亡时间的判断很值得注意，先生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例如先生引《说苑·反质》的文献说明当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笔者想多说几句，但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定义在这里就毋庸赘言了。对于两者关系，夏鼐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鸟的双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格子独立的部门”。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