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doc

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在距1994年清理的M2中字型大墓仅20余米，发现一处未被盗扰的祭祀遗迹——“乐器坑”，出有秦子镈3件，编钟8件，编磬10件，铜虎3件（附于镈），以及钟、镈钩和钟、磬架残迹等。最近，王辉先生将秦子镈的铭文公诸于世，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条件。 2008年春，我带领研究生房堃和侯川同学，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礼县博物馆，考察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两处遗址出土的秦国乐器，承当地考古学者白坚、贾建威和王刚等先生热情帮助，我们对出土乐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测音。本文仅对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试加讨论，不妥之处，恳予指正。 3件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相同，大小有别（图版8、9）。镈的体制为椭方形，两栾中部外鼓。舞中央有一圆孔，体两侧和中部有四个对称的棱脊，由连体而透空的蟠龙组成。舞饰变形夔纹，体饰夔龙纹，体上、下各有一组双弦纹，中间夹以阴线三角云纹和菱形短枚，组成两条围带。鼓部素面。最大的一件镈，鼓部略靠右侧有铭文六行，自右至左竖排，共28字（含重文2），依原行款写下： 秦子作宝和 钟，以其三镈， 厥音（雍）。秦 子畯（峻）（命）在位， 眉寿万年无 疆。 “秦子作宝和钟”，表明器主即秦子。“秦”字省臼，但字的下半有三“禾”，而不是常见的双“禾”，是其特色。镈的自名多称“钟”，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秦公镈，传出礼县大堡子山，鼓部铭文为“秦公作铸囗囗钟”。又如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其自名为“和钟”。 “以其三镈”，“以其”即“及其”。“三镈”即指出土的3件编镈，这是迄今所见自名为镈的最早一例。以上下文意揆之，首句的“宝和钟”，似指同出的8件编钟。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子作了一套编钟及3件编镈。 “厥音雍雍”，秦武公镈铭文作“霝音雍雍”，都是形容编镈声音的优美动听。“雍”前一字，学者对其右旁声符颇有歧义，今从郭沫若和饶宗颐先生释为“央”。 “秦子峻命在位”，“峻命”意为接受王命。“峻命在位”，也见于秦武公镈铭文，表明秦子此时已是在位的秦国国君。 “眉寿万年无疆”，金文习用祈福语。秦武公镈铭文为“大寿万年……眉寿无疆”。 同组另两件镈无铭文，当系省略做法。与秦子镈同出的其它乐器，虽然也无铭文，但同属秦子所作似乎不成问题。 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最适合与秦武公镈比较。二者的组合均为3件，中、侧四个棱脊皆由连体的蟠龙组成，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秦子镈伴出的S形镈钩，形制也同于秦武公镈钩，惟秦子镈附有三个铜虎，其用途尚待研究。秦子镈的铭文，与秦武公镈同为5字一行，字体风格与秦武公镈十分相似。因此，从整体看来，秦子镈的时代当与秦武公镈比较接近。上海博物馆所藏秦公镈，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收藏一件传出大堡子山的无铭文镈，均属秦子镈一类的型式，它们的年代应是不相上下的。 秦子镈的形制纹饰，还可与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晚期编镈加以比较。如清代出土于陕西扶风任家村的克镈，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与逨钟同出的3件编镈，与秦子镈一样，都是器形既大且重，体呈椭方形，只是秦子镈的两栾更加外鼓，扩大了共鸣腔的腹部。克镈和杨家村镈同样有四个棱脊，克镈的棱脊为连体龙形，杨家村镈的棱脊为爬虎形，以克镈棱脊更近于秦子镈。周秦编镈形制、纹饰和组合的相同或相近，表明秦国编镈当承自周制。 这种具四个棱脊的编镈，并非秦地所独有，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也有所见，如2002年河南叶县旧县春秋晚期前段许灵公（公元前591—547年在位）墓（M4）出土有编镈4件，皆为四个棱脊，无篆间和枚，但内壁结构发生变化，口内有磨锉调音痕迹，组合也由原来的3件而增至4件。许灵公墓内，同出有无棱脊但具有篆间和枚的编镈4件，看来，在春秋晚期之时，有棱脊的镈仍然在使用，后来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北宋时得于今陕西的秦公镈，在原有四棱脊镈的基础上，形制发生了一些改变，主要是出现了篆间和三横排乳钉状短枚，显示出时代较晚的形制特点，惟四个棱脊依然如故。这件秦公镈铭文的“十有二公”，历来即有争论，据陈昭容先生统计，作器者有秦德公、成公、穆公、共公、桓公、景公和哀公七说。今从许灵公墓镈的时代看，宋代著录的这件秦公镈，其年代不能估计过早，应晚于目前所知的秦子镈和秦武公镈，而应与许灵公镈的时代大体相当，这恐怕只有秦景公之时（公元前576—公元前536年在位）比较合适。 大堡子山M2和M3两座中字型大墓，出有秦公和秦子器若干，但均因猖狂盗掘而流散各地，给判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及其关系带来了很大困难。起初人们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时代估计过早，后来发现一些晚出的因素，但仍有秦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和出子五说。 秦子所作铜器，除学者已熟知的秦子戈、矛外，在日本美秀博物馆还藏有传出大堡子山的秦子钟4件，学者均认为与秦子镈同系一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