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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化繁荣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是指凝结了人类劳动成果精华和丰富思维活动的物质、精神的产品或活动。它基本上涵盖了历史人物、文物古迹、民俗、建筑、工艺、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戏曲等。文化资源可以区分为可度量的文化资源和不可度量的文化资源两类。前者是指可以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具体估计和测量其瞬间价值的资源种类，比如上述的历史人物、建筑、工艺品等；后者是指不可用现实价值来体现的资源类型，如民俗、戏曲等。不管是可度量的文化资源还是不可度量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可度量的文化资源在面向市场的运作过程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过程也较为自然和顺畅；不可度量的文化资源经过一定的策划，也能被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如时下结合旅游资源和当地的民俗发展的“民俗旅游村”等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由此可知，文化资源是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进行产业化经营，如前所述，这要从文化资源自身及其所具有的市场潜力入手来判断和发掘，在条件成熟时才可能将资源与市场结合起来，也就是进入“文化产业”的范畴。 　　事实上，对“文化产业”的追溯必须提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里，他们首先使用了“文化产业”一词，不过他们是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的否定性的批判，他们所谓的文化产业，就是文化产品在工厂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标准化、规模化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消费者，最终是文化不再扮演激发否定意识的角色，反而成为统治者营造满足现状的社会控制工具。这种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虽是出于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观点的争论，但却为后来学者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了有利的思考向度，以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文化产业进行定义时，也从中汲取了营养，认为文化产业就是“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货物”。 　　与国际上相对照，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关注是近些年来的事，但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备受人关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已初步形成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艺术品业和艺术培训业等行业门类，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日渐显现，但由于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还存在着需要拓清思路和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在文化产业的具体运作层面，政府的相关部门往往较为关注文化产品的宣传、教化功能，而不善于从经济的角度研究问题，忽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投资与回报。殊不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上，在对文化产业产生的条件进行说明时就强调：“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形成的条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也就是说，规模庞大并且同时配合着基于经济考虑而非任何文化发展考虑的策略。”学者们对这一“规定”并不是奉为圭臬，但其中却为我们打开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对文化产业经济属性的考虑是把握其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而“任何文化发展考虑的策略”则应该是文化产品审核时的“把关人”长远规划的。 　　恰恰由于长期以来对文化的意识形态职能的偏重，因此，在文化产业领域实行国家专营，以至于形成了我国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的制度特征。文化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多年以来，文化改革都没有真正深入下去。十六大报告对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无疑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笔者以为，文化体制改革有多方面，但根据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由原先的参与文化发展到“调控”方向转变，为文化建设塑造良好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一方面，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拥有法律赋予的最多资源和最大权力者，理应成为这一过程的“掌舵者”，承担塑造环境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化发展的环境方面，政府要适当采取行政手段(包括文化法令、制度、规则等)维护文化业运行秩序，同时，也应该根据文化运行的规律，用税收、政策等杠杆扶持健康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抑制不良倾向，并且根据文化的不同特色需求，用公共财力、公共资源提高区域文化形象，提高其文化辐射传播能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良性循环发展环境。 　　21世纪的竞争，不仅仅是文化资源的竞争，而且是文化产品与文化产品的竞争；不仅仅是文化体系与文化体系之间的竞争，而且是对文化体系的开发利用并进行产业化运作层面上的竞争。这种竞争虽是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环境下进行，但最终谁的产业化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