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另一面.docVIP

PAGE  PAGE 8 英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另一面 　　英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法律对媒体惩罚及限制最为严格的国家。其《藐视法庭法》规定了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和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罪”，无论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也无论诉讼程序是否开始，记者的报道行为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而且，《藐视法庭法》还规定法院可以对新闻报道进行必要的限制。另外，对于刑事案件，英国的《刑事法庭法》规定只能简略地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地址、涉嫌犯罪、开庭时间等9项内容；除非法院许可，否则必须等审判结束方可详细报道。 　　英国法律对记者和新闻媒体虽然苛严，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立法不得不与时俱进，司法不得不进行变通，使宽容和开放成了英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另一面。 　　立法的“宽容” 　　1995年4月，一名犯罪嫌疑人被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在其被捕后，某些报道夸大了被害人受伤的事实，而且此嫌疑人的犯罪前科也被某些报纸进行了报道。尔后，此嫌疑人以这些报道使其不可能得到公正审判为由，申请延期审判而获得成功。接着，检察官开启针对相关报纸的藐视法庭罪的诉讼程序。但法官最终裁决：相关报纸并没有实施藐视法庭的行为。① 　　 报纸免除英国法官制裁的原因何在？1981年修改的《藐视法庭法》规定，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未造成“现实实质性危险”，则新闻媒体可免责。这种危险是指“与诉讼程序有关的司法过程不仅受到了阻碍或损害，而且其受到阻碍或损害的性质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法官在评价这种危险时，必须考虑相关报道误导陪审员的可能性，但这种误导又是很难证明的问题。在上述案例中，法官正是认为相关报纸的报道并未造成现实实质性危险，才作出上述判决的。 　　事实上，1981年修改的《藐视法庭法》还规定记者或新闻媒体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免责：（1）“合理注意”可使新闻媒体免责。《藐视法庭法》第3条规定：“……如果出版商已尽合理注意义务而仍不知道也没有理由怀疑有关的诉讼正在进行，不构成藐视法庭罪。”（2）“公正、善意”可使新闻媒体免责。该法第4条第1款规定：媒体如果只是“公正、精确、善意地报道一个公开诉讼程序”，其行为不构成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罪。（3）“公共利益”可使新闻媒体免责。《藐视法庭法》第5条还对新闻媒体讨论公共事务订立了保护条款，规定新闻媒体只要善意地报道案件或其他有益于公共利益者，即使有妨害诉讼程序或对陪审员造成偏见的危险，且这种后果只是附随性时，就不构成藐视法庭罪。 　　英国1981年修改《藐视法庭法》的直接原因是“泰晤士报诉英国”案。本案中，一家药厂因生产的镇静剂使许多妇女产下畸形儿而成为被告。《泰晤士报》准备发表一篇文章，以表明制药厂在制药过程中未尽谨慎义务。经检察官申请，初级法院对此文章发出禁令，案件上诉到上议院法庭，该庭维持颁布禁令的判决。《泰晤士报》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1979年，该法院裁定：英国上议院法庭颁布的禁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判决理由是：根据公约及判例法，对作为基本人权的表达自由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设定，但有关限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应该是必须的、并与有关的正当目的相符合，否则该限制便不能成立。在本案中，上议院法庭适用藐视法庭原则，其维护司法权威的目的本身是正当的，但它过分限制了言论自由，与其目的并不相称，所以不是在民主社会中为了维护司法当局的权威所必须的……传媒的功能在于传播信息和观点，而公众有权获得信息，对于例外的、不容许言论自由的情况，应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界定。② 　　 “泰晤士报诉英国”案不仅成为英国1981年修改《藐视法庭法》的直接原因，而且，作为案例法国家，英国司法界确立的“媒体不得评论未决案件”的原则也受到挑战。本来，不仅英国新闻界、而且连英国司法界部分人士也认为，针对“未决案件”设立的藐视法庭罪本身就有理论上的矛盾：首先，案件由案发到终审生效，可能经历很长时间，让媒体和受众忍受知情权的牺牲和好奇心的折磨，于理于情不合。其次，共同诉讼涉及众多当事人，有些当事人的案件可能很快审结，有些则可能拖延很久，在此情况下，对已结部分允许评论，对未结部分不允许评论，这本身也不合逻辑。所以，修改后的《藐视法庭法》将不得评论未结案件原则在第1条中修改为“对正在进行中的司法程序发表有失公正的评论构成藐视法庭罪”，这样，不得评论未结案件原则在英国“寿终正寝”。 　　司法的变通 　　 修改后的《藐视法庭法》对法官处罚媒体或记者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新闻报道影响陪审团判断的情况又是法官无能为力的客观存在。无奈之下，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麦肯案”和“泰勒案”③中，英国法官将新闻报道影响陪审团作为上诉和改判的理由，以代替对媒体的直接限制和处罚。 　　在“麦肯案”中，1991年，北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麦肯、肯兰及沙那汉三人因涉嫌杀害英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