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docVIP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 内容 提要】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 研究 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 影响 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 理论 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 中国 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关键词】 诗言志/经典化/六途径说/古代文论经典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讨论“文学经典” 问题 。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同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推出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在此前后，童庆炳、吴承学、张兵、洪子诚、孟繁华、李春青和陶东风等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①。尤其是童庆炳先生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个案的和宏观的研究，就文学经典的构成要素、形成原因和建构过程等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今年4月份，中国 社会 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把讨论引向更为深入的层面。 目前 ，在价值和消费多元化的 时代 里，文学发生了危机，文学经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挑战（诸如大话、戏说和改写等）。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里，我们来讨论文学经典问题就显得格外沉重。这既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中国学者敢于面对挑战和勇于担当责任的自信心。但是，目前的讨论还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经典的层面上。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文学经典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的经典，也应该包括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等在内。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即通过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的具体论述，就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 “诗言志”是大家公认的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王士祯说，“此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也”（《师友诗传录》）；刘毓崧说，此是“千古诗教之源”（《古谣谚序》）；朱自清说，这是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在我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它产生的大致年代。从 第三个时期，从战国初年到战国末年，从 理论 层面进行“诗言志”的经典化。战国是一个很务实的 时代 ，也是一个“子学”发达的时代。随着周王朝的逐渐衰落，各诸侯皆欲以“战”霸天下。礼乐制度、《诗》《书》经典和赋诗言志等旧时代文化渐渐淡出 历史 舞台。士人面对现实，或著书立说，或游说诸侯，皆跃跃欲用于世。因而，一时著述迭出，论说纷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皆从实际出发，或言法，或言兵，或言农，或言技，或言术，却很少言诗。兵家如《尉缭子》，名家如《公孙龙子》，杂家如《黄帝经》，法家如《商君书》等，皆无一例引《诗》。因为在他们看来，诗、乐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商鞅认为，“学《诗》”必使“粟少”、“民穷”、“兵弱”、“国削”，因而将“《诗》”、“《乐》”列入“六虱”之二（《商君书·靳令》）。韩非也认为，“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十过》）。这些人功利务实，为学多存形下之思。但这是战国学术的主流，因而可谓“子学”多“实学”。当然，也有例外。这时，关切精神文化，心系形上之学者，只有儒、道两家。所以，“诗言志”的经典化工作就是在儒、道两家中进行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虽然对《诗》持否定态度，但“《诗》以道志”（《庄子·天下》）一说，却在无意中为“诗言志”的经典化做了传播工作。应该说，这个时期“诗言志”的经典化工作主要是由儒家完成的。《孟子》一书引诗33次，称诗2次。孟子从“读者接受论”的角度，提出了“逆志”说（《孟子·万章》），进一步 发展 了“诗言志”说。《荀子》一书引诗82次，论诗11次[10]。荀子受庄子的 影响 ，从“六经论”角度，指出“《诗》言是其志也”，进一步引申了“诗言志”说。到了《礼记》出来，既上承《尧典》，又对春秋以来的“诗言志”经典化工作进行了 总结 ，提出了“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孔子闲居》）等“五至”说，形成了《尧典》之后的第二个经典。 第四个时期，从西汉到东汉，进一步巩固了“诗言志”的经典地位。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