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发生困境与前景.docxVIP

 PAGE \* MERGEFORMAT 10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台湾‘鹅湖学派’研究”（13YJA720004）阶段性成果。 ——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程志华?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关键词]余英时；哲学的突破；儒学的现代困境；游魂；儒家文化的前景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获硕士学位。1956-1961年赴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特定的学术师承、西学的长期熏陶，使得余英时治学虽不擅于哲学思辨，但其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自成一家，在中美学术界均有较大影响。 一 在余英时看来，古代人类文明史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文字的突破”，指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出现促生了“以文字为专业”的人即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参见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下同）第147-148页。 二是“哲学的突破”，指人类古代文明进程中一个思想上的突进，即“是说人对于他所属的现实世界发生了一种‘超越的反省’”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具体来讲，“哲学的突破”表现为“开始有系统地追寻一些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例如：宇宙是怎样创生和运行的？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地位？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间秩序又是怎样成立的？这个人间秩序是合理的吗？余英时认为，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高级文化在“突破”阶段都要追问的普遍性问题，尽管追问的方式和问题的重点及先后顺序有所不同。历史地看，世界不同地区的高级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了“哲学的突破”。比如，古希腊的哲学、以色列的宗教“先知运动”、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先秦诸子，都是这一“突破”的具体表现。后来，古希腊哲学和以色列的宗教合流而形成西方文化的传统，而印度和中国则仍大体上沿着原来“突破”的方向前进。这样，“哲学的突破”其实主要形成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 参见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关于“哲学的突破”的意义，余英时说： 由于“哲学的突破”，人便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了另一个世界——理想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或意识的世界。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余英时认为，“哲学的突破”虽发生于古代，但“三大原型”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系统中，因‘哲学的突破’而出现的理想世界却对该文化以后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支配作用、规范作用。我们今天仍然能清楚地分辨出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的传统便是这一重要事实的最好说明。”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区分中、西、印之不同文化类型。例如，西方人在今天仍以“公平”、“理性”、“爱”、“自由”等为普遍价值，其来源便是古代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中国人在未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挑战以前，“仁”、“义”、“礼”、“智”、“信”作为普遍价值也被多数人所接受，而这些价值起源于中国的先秦儒家。印度文化虽然受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影响，但其以宗教为中心的特质仍显而易见。由此来看，“哲学的突破”之所以重要，在于中、西、印之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由“哲学的突破”时期塑造的，而“文化价值代表每一民族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共同而普遍的信仰，因此才具有神圣的性质”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3页。 。也就是说，价值系统不是单纯的概念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民族对于宇宙、自我、社会、生死等基本问题的实质看法。关于“哲学的突破”的重要性，他还说： “哲学的突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中心文化价值大体上是在这一阶段定型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