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和原因分析.docVIP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1、 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1、缔约的时机问题；2、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的问题；3、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1947年9月后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并加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年10月，三部协调委员会的SWNCC384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PPS/10号文件 ，提出推迟媾和。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384号文件，要求“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在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 1948年3月，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把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确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应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彻底和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大幅度减轻赔偿，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PPS28号文件 ，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PPS/28/2号文件提交国务卿，并于6月2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NSC13/2号文件 ，9日杜鲁门予以批准，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该文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国际形势，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它明确地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它表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成盟友，取代中国对抗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展和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冲击。这样，NSC13/2号文件也就标志着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主导思想完成了转变。在美国各部就对日政策进行辩论的同时，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已开始了对日政策的具体转变。1948年2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允许美国商人进入日本，延长了滞留日本的时间，并促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