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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 【张传有】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西方德性伦理学起源于古希腊社会，后来随着西方社会的变革，逐渐被边缘化，并为规范伦理学所取代。这种德性伦理学的特点在于强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它与规范伦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对人的优秀品德之培养，而后者则在于提出一般性普遍的行为法则以规范人的行为。根据德性伦理学的这一特点，反观我国古代伦理学体系，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古代伦理学体系，从类型学上看，属于德性伦理学范围。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伦理学说，特别是它的纲常理论，虽然也有涉及具体行为的规范论的成分，但其主要理论倾向是德性论的，是注重对人的各种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的。所以，对人的优秀品质之培养的德性伦理学是中西方古代伦理学的共同特征。然而，说到学说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中西方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 一、德性概念的界定 西方德性伦理学源于古希腊早期，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发展，最后成形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中。“德性”这一概念最初指的是万物所具有的某种长处或优点。因此，它适用于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皆有德性，皆有他物所不具有的，仅为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或优点。比如，马有跑得快的特性，因此，马的德性就是善跑。后来，德性一词逐渐主要用于人的特性，而且获得了道德的含义，成为人所具有的好的品质或能力的指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① 因此，某物的德性也可以说是该物的优点。所以，德性的英文译名一般有两个，一个是Virtue，另一个是Excellence。这些品质包括：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仁慈、大方、大度、谦逊等等。 中国古代的德性论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而且主要产生于儒家学说之中。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哲学的非逻辑性使得它对德性这一概念缺少严格的界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德性论有类似西方德性伦理学的那些具体德目，如仁、义、礼、智、信等，但却没有总括这些德目的“德性”概念。有人说，中国哲学中的“德”就是这些德目的总括性概念，一个人有德无德也就是指他是否具有德性。但是，从文本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中的“德”的概念，虽然有德性的含义，但是，它还有超出德性之外的含义。而且，我们对“德”这个概念也没能明确地加以定义。现行伦理学教科书中关于“德”的解释，也只能是作某种引申意义的解释。因为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不能算作对德性概念的严格界定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张岱年先生对此的解释是“道是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德是实行原则而有所得”，“德指行为原则的实际体现”。② 张先生对“德”这个概念的解释显然是从规范伦理学的理解出发，也就是说，把德理解为对行为原则的实际行动和结果，即有所得。至于这个“得”是得到什么，其实是不清楚的。这和古希腊伦理学把“德性”理解为品质、习惯，并明确地从种属出发对之加以界定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可以从中国伦理学史上经常使用“德行”一词来代表“德性”这一点上看出。虽然人们在用“德行”这一词时多指德性或品质，但是从文字的字面意义看，“德行”应当更多地与行为有关，而与内在品质的关联却并不是那么明显。德行是显之于外的，而德性则是寓之于内的；德行是当下现实的，而德性作为品质则也可以是潜在而非现实的。如此种种，也就说明，中国伦理学中的“德”或“德行”的概念虽含有两方德性概念中的某些内容，但这二者是不能相互等同的。美国伦理学家雅克·蒂洛和基思·克拉斯曼认为，中文的“德”也就是西方的“德性”概念。而且他们对中文的“德”作了在我看来是一种西化的解释：“汉字的‘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那时候的‘德’被理解为一个人由于对一种神灵或另一个人做出有利行为而自然增长的一种内在能力，在后来的词源学中，‘德’指的是对某人的‘支配力’，但这种支配他人的力量不能用于为满足自己的自身利益而操纵别人。德是影响他人的内在能力和意向。因此它被译作Virtue（德，美德）或Power（能力、力量）。”③ 这种把中文的“德”解释为“内在能力和意向”的做法，与一般对“德”字的原意诠释已有所不同，它倒是更接近于西方伦理学对德性的解释，这虽然有利于说明中西方德性概念诠释的一致性，但缺乏文本依据。该书的作者对“德”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认为：“‘德’这一概念揭示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可以做什么，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而含有自我实现的意义。就此，德又被译作Excellence——一个人超越了自己，在尽其所能尽其所有的意义上实现做人的目标。”④ 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伦理学（主要是儒家学说）本身既具有德性论（成为什么样的人），又具有规范论（做什么）的特征，也揭示了儒家伦理自我实现的追求目标，这种理解应当说对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