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诗风课件：诗言志与诗缘情.ppt

第三课 诗言志与诗缘情;诗言志;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作为理论术语提出， 出自《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其它文献也涉及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的观点也为文艺理论者所普遍接受，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对此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萧统《文选序》亦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今人也肯定了“诗言志”的观点，如丁力《和里诗话》说：“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时，曾应一位诗人的请求，题了‘诗言志’三个大字。全国解放以后，这幅题字曾在北京出版的《大众诗歌》创刊号上刊出过。”;“诗言志”是儒家诗论的“开山纲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儒强调所言之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超越封建伦理规范。但这种规范不能永远束缚人们的思想一统诗坛，韩愈“不平则鸣”正是冲破这种束缚，诗不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还可以对社会压迫环境的抗争和呐喊，还具备干涉社会、改造社会的功能。从而扩大了诗言志的范围。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加强了诗歌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性，把汉儒的“诗言志”发展成富有古典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理论。;“诗言志”的观点也为文艺理论者所普遍接受，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对此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萧统《文选序》亦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今人也肯定了“诗言志”的观点，如丁力《和里诗话》说：“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时，曾应一位诗人的请求，题了‘诗言志’三个大字。全国解放以后，这幅题字曾在北京出版的《大众诗歌》创刊号上刊出过。”;诗缘情;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是最早“诗缘情”的提法。其原意是讲诗歌的特点：用精美的辞采来抒发内心的情感。绮靡原义为精美的织物，这里引申为美的辞藻。 他在文赋里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应该说他提出缘情但不排斥言志。 ;钟嵘应该是赞成缘情说，他在【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这一主张具有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诗缘情”的???情”更多地包含个人情怀，四时风物，亲故荣落；而【诗大序】中“吟咏性情”中“情”更多是由于社会治乱、风俗盛衰所产生的喜怨忧乐；所以两者“情”是不同的。 有人把诗言志与诗缘情直接等同，情志合一，这是对诗缘情的误解。还有人把诗缘情的“情”当作专指闺房儿女之情，便加以讨伐，这也是一种误解。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诗歌创作中，人们的审美意识比较注重主观情感和辞藻之美，陆机提出“诗缘情”，是这种创作思潮和审美意识的理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