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的论文.docVIP

　　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的论文 　　关键词：文学批评 媒体化 概念化 文化 　　摘要：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误区，它们造成了批评的苍白和无力，不利于批评自身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要走出误区，使文学批评成为真正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必须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批评机制。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评判作品得失、揭示文学活动规律、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等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评论著作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但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不断暴露出来的却是批评的苍白和无力。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走进了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误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同时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批评的媒体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短小精悍、迅捷及时、通俗易懂、自由灵活等特点，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文学批评带来生气和活力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走入了“媒体化”的误区。具体表现为： 　　（一）批评方式的二极对立。文学批评应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媒体批评却常常“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cOm一是充满溢美之词的“捧杀”，包括哥儿们义气的“感情批评”和高俅式的“红包批评”。对前者，早在1924年，成仿吾就尖锐地指出：“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友，已成公然的秘密。有种杂志老老实实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①如今，这种廉价的歌颂和庸俗的吹捧仍十分盛行，正如余开伟所说的：“为数不少的批评家，尤其是北京、上海和一些省的，派系林立，各立山头，把一些报刊当作他们的地盘，拉拢同类相互吹捧……完全丧失了理性立场和科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耻辱。”②而“红包批评”，近几年亦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某些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于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成了批评的有力杠杆，批评家充当作家作品的吹鼓手，一篇极为平常的作品，可以被夸耀为“大手笔”；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可以被称为“著名作家”。这种有偿批评造成了大量的伪劣作品在媒体的包装下得以欺世盗名，而有的好作品却湮没无闻，寂寞凄清。二是不与人为善的“棒杀”，即李逵式的“骂派批评”。从王朔骂金庸开始，这类批评似乎已成为媒体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发行量的常用“法宝”。其主要特点是：一、专打名人，消解权威，耸人听闻；二、无视历史，割裂传统，否定一切；三、语言过激，把话说尽，时有谩骂；四、自称“学术批判”，实则商业炒作、邀名要利。“棒杀”导致了批评的粗暴化，已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文学批评。 　　（二）批评话题的错位。真正的文学批评，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但媒体批评为了寻求市场卖点，制造新闻热点，其话题往往偏离正常的文学轨道。如对余秋雨的评论，从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开始，人们关注他与“石一歌”的关系远远甚于他的文化散文，进而又不断地抨击他“为明星写真集作序”“上电视作秀”等行为；在众多有关“陕西作家群”的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陈忠实俨然一个政客”“贾平凹赌博，心情不好时赖着不付账”之类的话；对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不少人热衷于以一种“偷窥”的心态去探究她们作品的“自传性”；而比卫慧、棉棉更甚，九丹被骂为“妓女作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卫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看到太多健康的学术上的批评。” “我最吃惊的一种批评是挥舞着大棒，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话语专制的批评。从我的书引申到民族主义、亡国奴这样一些太大的话题，我对此非常害怕非常茫然。”③ 　　 　　二、批评的概念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丛生的文学现象，批评家们发现：传统的文艺理论已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它不仅无法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甚至无法解释当下纷繁的文学现象。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文艺界的当务之急。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显然不利于从容、冷静的思考，文学批评由此走入了概念化的误区： 　　（一）生造概念满天飞。文学批评必须借助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概念。因此，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就成为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石。但不少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论框架未能破除，又不善于推陈出新，只好凭空制造一些所谓的“新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