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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的深入与超越的论文 　　关键词：《呐喊》 《彷徨》 鲁迅 国民性 启蒙 　　摘 要：鲁迅的自我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受，是《呐喊》、《彷徨》“国民性”批判主题意向形成的重要原因。鲁迅从剖视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入手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止于启蒙的表层，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叩问与探求生命意义的深层，这也使《呐喊》、《彷徨》在“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下，体现出多重的思想内涵。 　　 　　鲁迅在回顾自己创作小说的缘由时曾说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从日本回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鲁迅将“文学”创作与“人生”的改良与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将自我定位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精神诊病者，这既是他早年“立人”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实与发展，也是置身于五四启蒙文化阵营中别具个性的文化选择。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命初年所感受到的人间之“爱”，其中所显露的“自由”天性构成了鲁迅生命世界中的一道亮丽底色，这也成为他日后评判社会现实、透视国民精神病根的原初生命意象。1909年回国后，初回故家的鲁迅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首先是周家台门的日益破败，今日世象与旧日的经验相互混融，极尽惨淡地呈现在眼前。生死无声息、血肉若尘土，这不能不使鲁迅倍感酸涩，感慨于中国人生命被“造得太滥，毁得太滥”的悲凉。.鲁迅在《呐喊》、《彷徨》中留住了自己所体验、感受到的人间悲剧的最富生命底蕴的记忆，并以孔乙己、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等艺术形象，将他们的人生苦旅化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历史印记。 　　《狂人日记》最早表达了中国人现代生命意识的自觉。它以象征性的陌生语言和意象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内在缺失。《狂人日记》通过贯穿全篇的“吃”的意象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来表现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存在性不安”，“被吃”的恐惧正是生命被吞没焦虑的具象化。狂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包围他的众人是一样的脸色、眼光、企图、话语、行为，甚至心态。狂人的逻辑推理告诉自己，他不但与吃人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自己也是这“吃人的人”中的一员，因而“吃人”有了一种“原罪”的意味。更可怕的是，“吃人”的兽道行径不仅存在于成人中，而且以遗传的方式渗透到下一代的身上，因而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近乎绝望的呼喊。 　　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下人性的扭曲。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败再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而阿q身上所显露的人格扭曲不仅仅在于他的“精神胜利法”，更在于哪怕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如此卑微不堪的生命，也有着残忍暴虐的一面。阿q作为现实生存中的弱者，骨子里却带有中国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的性格基因。在挨了王胡打，挨了假洋鬼子打之后，就去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他的革命理想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他的“革命”如果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杀人、钱帛和女人，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吃人者没有分别。这正是潜藏于奴隶内部的悲剧性本质。只有在临死之前，当他看着周围那些喝彩的人们时，他熟悉的世界突然被揭示为陌生、恐怖，生命的意识才第一次被唤醒。阿q想喊“救命”，然而阿q没有说。醒而即殁的结局正是《阿q正传》现代性思考的顶峰。 　　鲁迅以“人类”的进步、发展为着眼点，敏锐发现了在中国人精神中所残留的“非人性”的成分，不仅以“吃人”为隐喻批判封建文化制度对人的生命的吞噬，而且揭示出“吃人”的文化制度对于国民麻木生命意识的影响和塑造。《呐喊》《彷徨》中的悲剧主人公，如阿q，孔乙己，爱姑，单四嫂子，祥林嫂，他们的奴隶性品格，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奴隶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认同与赵太爷、鲁四老爷等统治者、道学人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孔乙己以穿长衫来维护自己的斯文面子；爱姑表面粗鲁放肆而骨子里却是对七大人所代表的道德权威的惧怕和敬畏；阿q那思想“其实是样样符合圣经贤传”的……做奴隶的安于“被吃”的命运，做主子的心安理得地“吃”别人，对他人生命的麻木与残忍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命的常态。正因为如此，鲁迅将中国文化比喻为“软刀子文化”，它的残酷性和隐蔽性在于通过种种愚化教育把社会规范、道德伦理观念内化为人们内心深处无形的枷锁，使“吃人”与“被吃”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习俗”渗透在人的生命过程之中。 　　然而，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对“国民性”的剖视，却不止于揭露、批判的层面，而是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