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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留给二战三大难题 参考消息网8月12日报道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合称为欧洲的又一场“三十年战争”，可见一战对二战的影响之大。要想了解这种影响，首先就要了解一战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19世纪以来，经过了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世界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日益联系成一个整体。 然而，与这种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矛盾的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仍然在各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才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此外，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掀起的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也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殖民地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危机和局部战争骤然增多。正是由于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挑战日益严重，才最终使英国决心与宿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导致三国协约最终建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一战前的世界主要存在着三个“痼疾”，那就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新兴强国对原有世界格局的挑战以及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它们展现在世人眼前，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之解决，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使之进一步激化，这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一战对二战最重要的影响正在于此。 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膨胀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消除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使它进一步加深，最终以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战争，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宣传。对战败国来说，复仇成了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最好的旗帜。当德国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时候，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以示不屈。这种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观念的急剧膨胀为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极好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就开始在各国出现，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成为其主要代表。 作为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形式，从其他国家手中夺取“生存空间”成为德意日法西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墨索里尼在上台之初，就主张恢复昔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 同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领袖人物北一辉在1919年写出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也声称：“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生存权的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在此基础上，大川周明则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联盟的思想。 德国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最有代表性，他要求德国必须拓展它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帝国，成为“地球的主人”。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可以说构成了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指导原则，并且直接决定了其战略方针。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种族灭绝理论，这同样也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它将本国的苦难归咎于某个外部“劣等民族”，希望通过用消灭这些“劣等民族”的方式来确保本国的繁荣发展。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大规模使用毒气，以及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都是种族灭绝理论的具体实施，这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惨无人道的种族战争色彩。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起来的极端种族利己主义思潮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 未能建立合理国际格局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由欧洲列强主导国际格局的状态，将欧洲以外的强国引入了国际争霸的舞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格局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欧洲能够单独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代以来的历次国际体系都是以维持欧洲均势作为核心任务的，但是随着欧洲国家的衰落，这种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自身无法决定战争的结局，而不得不寄希望于欧洲以外的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参与。美国、日本和俄国（从西欧政治家的传统观点来看它也被列为非欧洲国家）的崛起对欧洲国家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将非欧洲强国包括进来，建立一个超出欧洲范围之外的、合理体现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是战胜国在和会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但是，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该体系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分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苏联则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济实力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但是，这样两个经济大国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之外。在凡尔赛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和法国虽然仍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