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不离土：珠三角的代耕农.docVIP

PAGE  PAGE 6 离乡不离土：珠三角的代耕农 　　在工业挤压下，代耕农不得不让出他们耕作的土地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中的一些人迁入城市加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一些人则是迁往他处继续寻找土地。看来，这些“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不得不又“离乡又离土”，他们以后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991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跟随费孝通先生读博士。入学之后，即陪同费先生到湖南、湖北、四川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沿着当年潘光旦先生走过的路线进行田野调查。费先生当时的研究思路大致有两条，其一是对民族与文化的思考;其二便是对武陵山区发展问题的思考。从武陵山区调查回来之后，费先生叫我到他的家中，拿出他新出版的《云南三村》并嘱我认真阅读。大家知道，《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人地矛盾，历史上中国人通过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移民方式来解决人地矛盾。在当代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人地紧张的问题，可以说，对人地关系的探讨仍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如何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人口解放出来，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费先生的研究中，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再到小城镇研究，始终贯穿着人地关系这一脉络。 　　费先生强调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对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内发型发展”模式。在他看来，小城镇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推进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地区内发型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同时也是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根本途径。 　　离乡不离土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同时又根据户口和籍地的差异，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户口所在地的人群。这种户籍制度构成一种制度性壁垒，限制了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之上。直到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僵化的户籍制度才被打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群规模庞大的离乡又离土的打工群体，他们脱离农村、脱离乡土，进入到城市工业体系中谋求生存。 　　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群体大体同一时间出现的，还有一群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土地和农业仍是他们的维生之本。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户籍的限制，进入到他乡的地域空间谋求生存，这种“外发型”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费先生最初设想的内发型发展思路。 　　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大家关注较多的是与工业生产相联的农民工群体，而对于离乡不离土的，与土地打交道的代耕农群体一直关注很少。实际上，代耕农群体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体系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如在中国广大的牧区，随着草场的承包，牧民没有能力经营大面积的牧场，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代牧群体。当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代耕农业圈”，代耕农在城乡之间的过渡带上依靠土地来维持生存。总之，在整个大农业的概念中，都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代理群体，这些人在农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受现代工业的约束较小。 　　代耕农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农民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选择，他们通过流动，将自身嫁接到异乡的土地上。代耕农离开故乡进入他乡，但与当地村民之间却始终存在着身份上的差异感，他们与当地社会存在着融而未合的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在异地的社会空间中谋求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当地社会的成员资格？在异域的时空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群体大体同一时间出现的，还有一群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土地和农业仍是他们的维生之本。 　　实际上，代耕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佃农、雇农都可以看做某种形式的代耕。但今天所说的代耕农，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特定农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珠三角地区大量代耕农的出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迅速进入工业化进程中，本地农民大多洗脚上田，进入工业生产体系，进而出现农田无人耕种的局面。当时，每个农户都承担着国家的公粮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村民急切地希望从外地引进劳动力来替他们耕种农田，替他们完成国家分配的公粮任务。与此同时，粤西、粤北山区，以及广西、云南等省份的山区农民由于土地贫瘠，人地关系紧张，正在积极向外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二者相遇后一拍即合，于是就产生了今天令珠三角各地政府非常头痛的代耕农问题。 　　被遗弃的人群 　　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中都分布着大量的代耕农群体，其总人数在20万以上。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从原有的社会